佛教是多层画的文化统一体，它一方面是人类精神追求的——种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从社会存在角度来说，佛教以它特有的力量吸引着广大的群众，通过特有的教义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内至内在精神世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外达日常生活的各种领域层面。

从比丘僧地藏的行状考证及相关记载来看，地藏被尊奉为地藏菩萨的应化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藏信仰始于南北朝之乱世，到唐时已流行于民间。从盛唐大诗人李白写《地藏菩萨赞并序》中，就可以洞见当时地藏信仰已相当流行。地藏菩萨以其大悲大愿，悯苦摄苦，誓愿济度六道众生，成为众生生前解脱、死后超脱的精神庇护者。盛唐过后的唐末五代时期，经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天下分崩离析，五代十国，动乱不已，人们受尽战争之苦，生离死别成为不可逃避的厄运，渴望得到菩萨庇护的心理尤其强烈，因此对地藏菩萨的信仰日炽。

二，比丘僧地藏苦修佛道的精神表现出于末法时期护法、正法精神、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载僧地藏修行状况，说他岩栖涧汲，以示高洁、曾遇毒螫，端坐无念。在饮食方面，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有人为他建寺之后，收纳弟子，仍然自耕自给，当时南方号为“枯槁众”。如此的苦修、如此定功，足町看出他修道的诚心，护法的决心，而这与地藏受释迦牟尼之嘱咐于释迦牟尼灭度后、弥勒菩萨成道前的末法时期，济度苦难众生的护法、正法精神相合。

三，比丘僧地藏相貌奇特，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载僧地藏“项耸骨奇，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宋赞宁《高僧传》依据费文写成，载僧地藏“心慈而貌恶，颖然天悟。 七尺成躯，项耸奇骨特高，才力可敌十夫。”这一记载正与人们意识中所形成的地藏菩萨“幽冥教主”的高大、强壮形象相暗合。

四、比丘僧地藏的灵异记载促成了他的神格化。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记他示寂时，山鸣石陨、寺中扣钟无声坠地；寂后趺坐函中，经三年颜状亦如活时，且“升动骨节，若撼金锁”，与经中所说“菩萨钩锁，百骸呜矣”相合。建塔之后，基塔发光如火，光成圆环。另外还有僧地藏携白犬“善听”涉海来华、避居山野的传奇经历和山神出泉等等神异传说，加深了僧地藏的神秘性质。这种神异化为僧地藏在人们心理，由人而升华，奠定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五、比丘僧地藏的法号为“地藏”，与地藏菩萨同名，遂使人们很容易形成金地藏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身的联想。加上佛教中本来就有菩萨应化之说，在《大方广十轮经·序品第一》提到“地藏菩萨作沙门像，现神通力”，为人们接受他为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就显得顺理成章。

六、僧众和社会上层阶级尤其是帝王的因势利导，在现实上促成了僧地藏的影响及地位的提升。

比丘僧地藏在世时，池州太守张岩曾奏请赐额化城寺；宋、明、清三代，九华山僧众越来越多、不少名僧如宗呆、智旭等来此弘法，寺院规模愈益扩大，数量迅速增加。王阳明、湛若水等游山名人络绎不绝。同时，明清两代帝王多次赐银、赐名、颁藏和敕封，使地藏信仰活动逐步纳入官方的扶持轨道，影响也愈来愈大。

比丘僧地藏神格化为地藏菩萨，九华山辟建而为地藏菩萨道场，既有其内因——僧地藏的法号、苦修、神异记载、相貌等，也有其外因——地藏信仰流行、社会动荡、僧众和社会上层阶级的因势利导等等。应当说，僧地藏神格化为地藏菩萨，九华山辟建为地藏菩萨道场，是佛教地藏信仰作为社会存在，对民众影响与民众根据需要创造和发展佛教地藏信仰互动的结果。

地藏信仰的流行，使得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反过来，九华山也深化和扩大了地藏信仰。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暂态完成的。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也可折射出地藏信仰在唐以后的嬗变情况。

佛教中对文殊、普贤、观音的信仰都只是“菩萨身”的示现，而地藏菩萨则是真正的人应化到人间，以僧地藏之身到九华山济度众生，从而使地藏信仰从其他众多菩萨信仰中突显出来。同时，地藏菩萨像是依照僧地藏来塑造，现比丘之像：右手持锡杖，左手握如意宝珠，同时还配两位胁侍——道明长老和闵长者，与坐骑“善听”。

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还促进了地藏信仰中刻经、建寺、造塔、雕塑、绘画、音乐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各类关于地藏信仰的经书和记载大量出现，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僧人对地藏菩萨的推崇也盛极起来——莲池大师曾为《地藏经》写序，劝赞流通；九祖藕益大师一生奉事地藏菩萨；近代印光大师也弘传《地藏经》；弘一律师也推崇赞扬地藏菩萨无量圣德，凡此举例，不胜枚举。（信息来源：摘自《佛缘》）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