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渊源流长。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中华的文化和文明是什么？怎样形成的？见仁见智、众说纷呈，现斗胆的肤浅的论述下以抛砖引玉。

一、 文化是行为，是人在社会中的活动和行为的形态与形式，受意识形态（文明）的影响。其成熟标志和基本载体是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人在原始意识的驱动下在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约定成俗的固定的交流方法与方式。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创造的，文字在历史及社会传承中起到了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的生存与社会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语言文字。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单一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在这个过程中以汉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自然融合，这也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成熟于夏，夏朝创造了文字（夏篆），商朝创建殷商文字。虽有流传“仓颉作书”“六书”但不可考，只作为中国文字的创造依据。

文化也指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物质科学技术知识。

二、 文明是意识形态，来源于文化又影响和指导着文化。

在文化的基础上人对社会现象、活动的探索研究形成意识形态，也就是文明。对于社会个体（人）而言就是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宇宙观。文明分两个层级：社会文明和宗教文明。社会文明主要是人生观、社会观，宗教文明主要是世界观与宇宙观，宗教文明成于社会文明，但影响着社会文明。

中华文明的起源：《易经》（含连山、归藏、）是中华社会文明的根；《道德经》是中华文明的魂。

一、中华社会文明源起于《连山易》，成型于西周。

《连山易》可看作是以文本注解的中华最早社会意识形态。他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和维护社会秩序、指导人们行为的指南。《归藏》亦是如此。

中华社会文明成型于西周，其标志是周著《周易》、演八卦、行礼乐。《周易》没有太多的神秘，它是秉承周王朝统治阶级意志所宣扬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是贵族与士族为保障社会秩序和治理而颁布的宪章。

《周易》的君子与小人是较明确的划分了社会结构，君子是统治阶级贵族、士族，小人是黎民百姓（泛指农工商），奴隶是财产，没有社会地位。人是社会的基本个体，社会活动和事务是以人为主体完成的。《易经》是人对社会活动和事物的探索观察后形成以人为本的唯心社会观，《易经》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方向。

依据《周易》演八卦是仪式化的行为，作用是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使王权神授以合理明确化。周王室通过卜卦等祭祀活动宣扬自己意志并得到贯彻与落实。周王室对卜卦后的释卦有最终的解释权，也就如相士算卦时对卦象有最终诠释权一样。这使中华社会文明具有唯神特点。

礼乐是周朝统治者为维护社会体系而制定的行为规范。礼乐是一种没有明确法的律（也可以理解为制），周王室在贯彻落实礼乐时拥有执行及惩罚的权力。当周王室神授王权不被认可和统治能力衰败衰亡时，自然而然的礼崩乐坏。这为中国社会文明注入权力至上的人治特性。

二、《道德经》是中华文明的魂，它丰富发展了中华社会文明也奠基了中华宗教文明。

周昭王攻楚溺亡，周幽王失镐京、楚国称王、周桓王败于郑庄公等使周王室衰弱与权威性丧失，礼制崩塌、征伐不断。社会混乱和人民生活困苦促进了对社会的反思和探索，老子著述的《道德经》就是其代表。《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道经》以唯物观论述了世界观、宇宙观；《德经》结合社会现实论述了人生观、社会观。《道德经》受《易经》影响也是以人为本。认识不到就会认为《道德经》是唯心论。

《道德经》的“道”从广义解释应为宇宙本源，可称为“混沌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讲道发展变化的过程。“谷神”、“玄牝”是讲发展变化的基本方法。“万物归焉而弗为主”、“水利万物而不争”是讲道的作用。

《道德经》以人为本论述人生观、社会观时。“道 ”从狭义上理解就是“无”。“有”与“无”相合生成“三”，与道教的天、地、人三才论是一致的，也与佛教色空说类似。“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损之而益、益之而损。讲“有”与“无”的相合的状态和关系。

《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故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道”可理解为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老子写《道德经》时的感想：其变化规律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因此我也无法描绘其具象。无形无质的东西是万物的源头，有形有质的东西是万物的基础。保持无欲的心态才能理性深刻认识到本质和奥妙；带欲望去观察研究它则只能看到一般的表象。两者来源于同一东西，其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形态不一样而已。两者间变化奥妙无穷，是所有变化的基础。

《道德经》提出了无欲、无为、不争的人生观、社会观。无欲是原则，保持无欲的平常心才能理性深刻的探索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无为是准则，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是不要强行改变和违背自然客观规律，应顺应自然客观规律积极调动主观因素，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积极入世和处世的态度。不争是策略，不争是与人为善、让利、公平合理，有效的团结力量，吸纳和调动资源，聚沙成堆，纳流成势。所以无欲则明，无为则智，不争则强，守其中而不拘泥于形式。

老子有些篇章在修道求道的层面去讲人生观、社会观，被认为是避世的消极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华文明的发展

《易经》与《道德经》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易经》是中华社会文明的基石，决定了 中华文明的方向；《道德经》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推动和完善中华文明的发展。以两者为基础早 期形成了儒、道、墨三家思想学派。

一、儒家思想从礼制和以《易经》为主借鉴《道德经》中《德经》的思想。其主张是尊礼制：克己复礼为仁；推仁政：民贵君轻，以民为本；重教化：有教无类，因教施教。其以人为本的核心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所提）。儒家思想的主张与核心观点也决定了其历史宿命与社会地位。其主张虽然在当时诸侯争霸中实用性欠缺，但贵族们接受，士族们不反对，人民欢迎。核心观点对人性也是褒奖。

二、 道家思想是以《道德经》为基础受《易经》的影响而发展的学术思想，流派众多，只是偏重不一而已。主要有杨朱道学、老庄道学等。杨朱道学是以人为本而利己的核心观点承继的老子部分社会观（类似于现代的名利学、厚黑学，汉代时被禁），对中国民间社会有较大影响。老庄道学以庄子为代表承继老子思想但主要向以人为本的唯心观发展。道家以人为本的核心观点是人恶而性本纯无谓善与不善（告子所提），接近《道德经》的唯物观。另外的黄老之学很庞杂，源起于战国田齐时，它是以人为本的唯物观点，提出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主张树立正确的方向和主张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无为而治。

三、 墨家师承儒家吸收了《道德经》思想，其包容发展性最强，是以人出发但以事物为本的唯物观。其主张人等同于天，人道依天道，为天立命，为民请命是道之义，讲法、术，重农事。墨家为春秋末年影响最大的显学，其纪律严谨组织性强。发展脉络神秘几乎不可考。

历史的猜想与推测（仅供参考）

春秋战国时人民生活困苦，统治者有强烈危急感。各国对士子持拉拢和宽容的态度。墨家具有社会实践理念和精神，以事物为本重农事与讲法、术的思想学术有丰富的社会土壤。墨家影响力大且组织严密，但在战国时逐渐化于无形是很难理解的。虽然各国很想用墨家思想但对墨家的组织性有所忌，特别是田氏代齐、三公分晋更加重了担心。墨家有志难申、有才难施，墨家不信鬼神但以鬼神为其立威是术，为改变局面墨家有可能采用其它手段。如是墨家就导演了两个历史大骗局：

1、稷下学宫与黄老之学。

田氏代齐后要有所作为，墨家和田齐在稷下学宫创立黄老之学。黄帝血脉为田氏证明代齐的合理性，黄老学术借黄帝老子之威行墨家之实。黄老之学有墨家思想的深刻印迹。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墨家造就田齐的强盛、繁荣，挥汗成河、接踵摩肩的典故形容临淄的繁华。墨家思想学术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墨家之法发展为《法经》，墨家之术衍生出术、势、利、力等。田齐与墨家在稷下学宫合作，所有者是齐国，使用者是墨家。所有者派祭酒（学宫之长）来管理，使用者在实践中完成理想和发展思想学术。墨家的包容性使稷下学宫道、儒、墨并举共融，推动思想学术的丰富和繁荣，以黄老之学衍生出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轻重家等思想学术，也诞生了集采众家之长的“后圣”荀子。极大的提高了中华文化的水平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

2、 先秦的神人鬼谷子：

鬼谷子学术广博，活动近三百年；鬼神之面貌、鬼神之身世；和墨子交往却神之又神；有为楚相之说却没有为楚相之实；弟子都是人中之龙。有太多不合理、违常理之处，所以戏言推测墨家为避免齐国猜忌和摆脱齐国控制向各国发展时，鬼谷子是墨家巨子为显世弟子创造方便而杜撰的身份而已。李悝、吴起赴魏国变法使之成为又一霸主，李悝、吴起虽都师承于曾子，但李悝学法、吴起学兵都是儒家曾子所不能。二人都能马上学以致用且卓有成效，于情于理都不合。李悝以身殉法、吴起杀妻示志是墨家信道重义轻生死的表现。吴起法楚被杀与韩非子被同门李斯所害可能是因两人著书立说被墨家借刀杀死；孙膑为庞涓伤害但不伤性命，孙膑败魏国杀庞涓后著书立说，后来也不了了之；申不害变法于韩国因强魏不容致失败，但死战之状与墨家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死不旋踵的精神无二；商鞅赴秦变法相较于齐国、魏国、楚国、韩国的变法，内容全面、法理清晰且贴合实际、有条理。自商鞅后张仪、苏秦、范睢、韩非子、李斯等人接棒于秦国。所以法家思想立于墨家，成于黄老之学，发展于魏、楚、韩，定型于秦；稷下学宫、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李斯实践于社会，冠名于韩非子。法家主张是以法治国、以术立国。法家以人为本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核心观是荀子所讲，荀子也提出礼法兼用的思想。

虽然先秦诸子百家各有所举，各有所见但同源同宗。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借鉴与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阶段，探寻它首先要追根溯源，不然分不清理还乱。

中华文明的大一统

一、中华文明的融合

秦国以法强国而统一六国，完成了域、法、文化的统一，但意识形态的统一却异常艰难。秦始皇失去耐心后对外用兵以国威聚民心但得不偿失，历经二代而亡。刘邦建汉后承继秦法统的同时也推行儒家的礼制，在国家治理方面实行黄老之学重民生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其实是儒、道、墨、法共举。特别是“文景之治”，社会政通人和，国力得到发展。中华文明进步时也有秦始皇废人殉，汉文帝废肉刑等。

二、中华文明的大一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以儒家旗帜作包装，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综合各学派思想形成泛儒家思想。中国真正在疆域、法制、文化、社会文明等各层面归于大一统，中国自汉武帝真正开始了封建礼法和宗法社会。黄老之学在汉武帝之后转向玄学研究。玄学在上流社会和方士、术士、士子中流行，特别是东汉、两晋盛行玄学，玄学是中化宗教文明的雏形，玄学为佛学传入中国汉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分两个阶段。

中国佛学的传入：佛学传入中国没有确切时间，汉明帝派使者取佛经并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使佛教顺利传入中国。后续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佛学逐渐为中华文明接受。汉魏晋时期汉人以居士身份研习佛学很少入教。佛教形式影响中国道学，逐步形成道教。

中国佛教的发展：《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三国时的朱士行（法号八戒）登坛受戒成为有历史记录的中国第一个和尚。此举打破中国人的传统，朱士行是民间第一个去西方取真经的人。

西晋时大量北方民族涌入传统的中国汉地为五胡之乱埋下由头。“八王之乱”后西晋实力大损，外迁民族叛乱引发“五胡十六国”使晋朝南迁。南北朝时的社会动荡民众入佛教避世和统治者、士人的推动使佛教在中国盛行，成为中华第一大宗教。

虽然佛教盛行但宗派众多，各逞所主以竞立。隋唐时国家统一和国力强盛，两朝皇帝几乎都护佛事佛，佛经完整系统的翻译使佛教理论充沛且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中华佛、道教真正形成，宗教文明的发展推动了中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促进了中华文化水平的发展。

中华宗教文明佛教与道教

以《道德经》为本源的玄学为佛教传入中国创造条件，佛教完备理论基础为道教建立创造条件也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众教归宗，正教归一；道、佛教的本质均是以唯物观为宗旨的，因为：1.迎合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2.唯心唯神的封建思想；3.人们对未知的渴望与恐惧。成了愚弄人民的封建迷信，被贴上的装神弄鬼的标签，这是道、佛教的不幸。虽然求道证道得道的过程异常艰难困苦和漫长，但其本质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因此道、佛教的教旨也要去伪存真、化繁为简。

一、道、佛之行：道、佛教没有我们讲的神、佛，人本身是未得道的神（佛），拜的求的是得道先行者留下的幻象或无所谓的皮囊。在意的是人的幻想与欲求罢了，保佑自身的是人本身。

二、人之于道、佛：道、佛教没有天堂、地狱、极乐仙土。道、佛教是人怎么来的、人该怎么做、人往何处去的唯物观的大道。混沌“道”是万物本源，“道”生“无”只是量变，没有改变“道”的属性，“无”还是“道”，量变后“无”升华为独立的“道”。混沌“道”生“有”是质变，“有”改变了“道”的属性也保留了“道”的原属性，所以是对立矛盾的统一体而具有两面性。 以“有”为基本变化成万物，因此“有”具有变化的需求与欲望。“无”与“有”相合为生物看作是物理反应。所以“道”为万物之源，“无”是生命之本，“有”是生命之体。 本体合一后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相生相害，此消彼长；损之而益，益之而损。修道即修“无”。

三、修求道、佛：修道（佛）求道（佛）的法门无二，万变不离其中。依共识谓之禅，禅只有实质没有固定形式，禅的实质就是除恶，肉身生欲，欲生万恶，是万恶之源，谓之臭皮囊。除恶有弃恶、去恶两层境界。弃恶是行善，行善是修行，修行以悟道；去恶是苦禅，苦禅是修道，修道以得道。弃恶行善是消恶念；去恶苦禅是除恶根。其过程也可谓问道、闻道、知道、行道、得道；依佛理也可谓之：行善修行，受戒修道；行善修行时持戒而不受戒，苦禅修道时受居士戒、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

四、行善修行与苦禅修道：无功业以行善是伪行善，守道之德建功业，行佛之法布功业。无原则无底线的行善是助恶，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施舍行善是自恶；行善助人帮其本需其自立，施善者是布功业，受善者是成其功业，相互依存平等自然。悟道后执念消愿心起修道自然，悟不了道即修道亦枉然。是所谓行善以修世间行——悟道，苦禅以修门内道——得道。

五、修求道（佛）目的：我也只是在问道之中，所以说之万一。悟“道”也就是知“道”后，守其中知其理用其理懂调理，也可能就是阴阳之道、奇正之术，明好坏、知进退、会取舍的大智慧吧。修道得道后是人回本归真到“无”且明白和掌握“道”变化的法门，有佛所云的般若。不再依附和受制于“有”也不受限于空间、时间，在“有”和“无”之间任意幻化。这可能就是所谓道法自然，佛法无边；也可能是我们所求所修的道（佛）吧!

以人为本的中华文明对人的解读：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 儒家的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通过礼制与教化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引导人们向善。孔子对孟子提的观点可能也会怀疑。孔子曾讲过克己复礼才得仁，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等。

二、 法家的观点是人之初性本恶，国家社会须通过法治以惩恶扬善。

三、 道家的观点是人恶而性本纯无谓善与不善，树立正确的导向通过疏通与引导来向利好方向发展。

四、 道、佛教的唯物观点是人由有名（色相）和无名（空相）相合而成的。有名（色相）有需求和欲望，无名（空相）本纯，接受并支配意识。就如机器和芯片的关系：人发明创造出机器，机器就被人赋予了被使用的需求和欲望。当机器将接收到的被使用的意识传感至芯片，芯片接收到意识后再支配机器运转。只是无名（空相）相较于芯片是无形无质的；有名（色相）相较于机器是完全自主的。以有名（色相）为活动主体的人是本位的，人本位产生自私的意识，自私的意识产生自私的行为。人是有高度文明的社会组织群居性的，自私的意识和行为会阻碍社会化的交流与协同，那么就须以具体事物与对象进行换位思考和分享。所以佛教以此分出四种人和三重境界。

1、 愚昧之人：完全遵从或屈服有名（色相）的需求与欲望，不会或拒绝换位思考或不愿分享的人。这种人是完全自私自利且没有任何格局，只顾眼前没有任何远景意识。

2、 聪明之人：为了满足需求或欲望以具体事物为基础与特定的对象进行有限度的换位思考和有限度的分享。

以上两类人是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其容易表现出从众或盲从。

3、 智慧之人：见微知巨，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且抓住根本以具体事物与广泛的对象进行深度的换位思考，形成合理有效的对策和分享模式以积极融合和调动资源。此类人有大格局和执着的信念。此类人或许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

4、 般若之人：跳脱于三界，洞悉一切，洒脱一切，已经悟道或得道之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无所谓之的境界。

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根本区别是本与标的分别，不存在谁优谁劣，需相互融合。

一、 西方文明以事物为本。西方宗教文明是以事物为本的唯神观；西方社会文明是以事物为本的唯物观。

1、以事物为本的唯神的西方宗教文明确立世界观、宇宙观，以神话叙事的方式以树立人的人生观、社会观以打造社会道德体系。欧洲在中世纪后因物质科学的进步唯神的宗教被信仰化，

2、 以事物为本的宗教文明推动了以事物为本的唯物观的西方社会文明。以事物为本的文明对事物有欲望，是外向型文明。对弱者易带有侵略的本性；对强者有学习与研究的强烈意愿。

3、 在以事物为本的唯物观的社会文明的驱动下，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社会事物方面的法律、制度、标准相对要健全和完善，物质科技发展要好些。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4、于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唯物观，他将人划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以此论述社会活动与行为。被西方视为异类却被以人为本的中华社会接受并在艰苦的革命活动中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本土化的以人为本的唯物观的中国共产主义。

二、中华文明是以人为本，传统的中华社会文明主要是以人为本的唯心观。中华宗教文明本是以人为本的唯物观，但因封建统治被社会文明引导为唯心唯神，造成信仰偏差与模糊。

1、 以人为本的唯心观的中华文明对事物首先是基于自身，是内向型文明。对弱者会较好相处，对强者可能会自我封闭。

2、 以人为本的中华文明有较好凝聚力，在正确的引导下能爆发强大的能量。

3、 中华社会文明庞杂但主旨不清晰，以人为本的唯物观的中国共产主义不仅被唯心唯神的传统文明不理解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文明严重影响的人的排斥。

4、 中华宗教大多不是高深莫测就是装神弄鬼，主要宗教组织没有在世界观与宇宙观的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建树来引导社会与大众，有些不务正业搞文化产业。

5、 中华文明主体结构不明确，脉络不清晰。宗教文明需正本求源、去伪存真才能与以人为本的唯物观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文明相辅相成来打造系统的中华文明。

国家倡导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自信，也就是文明自信、信仰自信。人是组成社会的个体，所有都是物质构成的，因此以人为本的唯物观文明是正途。道、佛教原本是以人为本的唯物宗教，中国共产主义是结合中华传统文明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三者一脉相传，中华文明有自信的基础。

只有建立系统主体明确与正确的中华文明才能彻底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才能有效的根除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糟粕和抵制官僚思想。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

论述浅薄、行文粗糙。

十八子散人写

中国文明的伟大需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