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时间过了1点，屋子里很安静，身边的妻子早已熟睡。云飞坐在床上无法入眠，他悄悄拿出手机——一台弟弟生前用旧了的华为MATE8。

云飞一页一页翻看网页，又一次跌进了灰暗的深渊。许多个无声的夜晚，他沉浸在知乎、失独吧、丧偶吧，寻找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他的哭泣是无声的，有时候难以抑制想要大哭，他会跑到卫生间里或者房子楼下，不愿被家人发现。

2016年冬天，云飞的弟弟自杀离世，留下30岁的云飞错愕、自责与漫长的悲伤。

美国自杀防治中心创办者、心理学家Edwin S. Shneidman在1970年代首次将这群遭遇亲属自杀的人们称为“自杀者遗族”（Survivors of Suicide）。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基于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死亡资料的研究结果，在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至少200万人自杀未遂，一个人自杀会对周围至少6个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相较于疾病或意外逝世，亲属的自杀会带来更加深重、难以面对的复杂痛苦。留下的生者活在一个个互不相连的黑洞中，他们无处诉说，却期望着光亮和出口。

云飞还是放下了手机，慢慢睡去。仍然带着困惑、伤痛和纪念，他想要好好活下去。

“出事了”

广州南站高铁进站口，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下云飞，请求他的配合，云飞突然变得愤怒，冲他吵了起来，把对方吓了一跳。

他感到对别人有莫名的敌意。那是2016年12月2日，一个多小时前，他在公司开会时接到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急躁、慌张的声音：“就是你弟，从学校的楼上摔下来，摔死了。”

父亲起初没有说“自杀”，也没说看到弟弟的遗体。云飞一边收拾东西，打车去高铁站赶回老家，一边在脑海里飞速地想：这不可能吧，或许只是重伤？

坐上出租车，他跟司机报了地址，冷静地跟妻子和妹妹打过电话。周围安静下来，他突然绷不住了，哭着对司机说“要好好爱自己的家人”。

云飞一家兄妹三人，当时，他和妹妹在外地工作，弟弟26岁，在老家湖南娄底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做六年级的数学老师。

云飞想不通，弟弟从小成绩好，节约，温顺，善良，和家人关系亲密。当时他正在学校担任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曾打电话来欣喜地报告，说校长很欣赏他，也许诺给他加薪。弟弟当时也有未来的规划，包括考编制。虽然面临买房的压力，但云飞和妹妹都在为他筹钱。

弟弟的自杀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而对38岁的杨阳而言，丈夫的自杀是她惶恐已久的结果。

2015年7月15日，吃完晚饭，杨阳回到房间。已经分居的丈夫几次站到房门口，徘徊不前，他时不时看着她，欲言又止。杨阳忐忑不安地问：“怎么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丈夫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耷拉着脑袋，迟疑了一阵，说了声“没什么”。

在房间外的沙发上，丈夫又呆呆地坐了许久，等待在楼下玩耍的儿子归来。杨阳不知道的是，十几分钟后，他下楼碰巧遇到回家的儿子，他轻轻地拍了拍孩子的头，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一句话，消失在黑暗中。

她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安，给丈夫发了微信，没有回复。终于接通电话后，杨阳不知道如何开口，她再次问丈夫，“有没有什么事情？”丈夫的回答依然和之前一样。一阵沉默，“那你早点睡吧”，杨阳说。

16日早晨，起床后，杨阳去卫生间，发现镜子里自己的脸上有两行泪痕。她觉得奇怪，但来不及细想，她赶去公司处理工作上的急事。直到中午，丈夫依然没有任何音讯。

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可能出事了。”

下午3点，在丈夫居住的小区，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告诉她，“死了几个小时了”，她整个人在发抖。

成都的夏天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天空是阴灰色，低低地往下压，看不见云。

杨阳不敢上楼，就蹲在小区花园里，蹲一会儿，又坐着发呆。另一个救护人员跑过来问她：“你不是他亲属吧？”杨阳动了动嘴，说不出话，她想说“我是他的妻子，但是我们又离了婚”。但是她没法解释，世界一下子崩塌了。她不敢去认丈夫的遗体，什么也不敢做。

她意识到，原来那场未竟的对话就是丈夫与她最后的道别。

“如果能回到那天之前”

时间倒回至结婚五年后的一个秋天，起床后，丈夫面色憔悴，不吃饭也不愿出门，他告诉杨阳自己不想上班，“身体很重，工作很累，生活没有意思，人生也没有意思”，丈夫反反复复地诉说。那是丈夫第一次抑郁症病发，往后的五年，他们一月一次跑医院精神科，拿药，加药，换药。

在外人看来，杨阳一家幸福美满。丈夫名校毕业，在大公司做软件研发工程师，杨阳大学毕业后也在外企工作，收入优越。他们很快结婚，婚后一年有了一个儿子。但在丈夫心底，一直有一个深藏已久的秘密——母亲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父亲和他也没有情感交流。从小到大，他把这件事紧紧地包裹着，不愿让别人知道。抑郁症发作时，他会向杨阳不断倾诉童年的不幸。

吃药后，丈夫的病情时好时坏。到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清晨，丈夫不见了，也没带手机，杨阳跑到楼下，发现家里的车开走了。她整日惶惶不安，没有等到丈夫的任何消息。终于在晚上，她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丈夫还是回家了，当看到他高大却木讷的身体出现在家门口时，杨阳冲上去抱住他，崩溃大哭。

事后她才得知，丈夫那天原本打算自杀。

焦虑和恐惧日日蚕食着她的生活，让她成了惊弓之鸟。没有理由的，杨阳会心悸、出汗、惊恐，听到电话铃声响起来会心惊胆战。上班时，她总是盯着微信，害怕丈夫又没了音讯。如果没有回复，她就打电话给丈夫公司询问下落，听到他的声音才能够放心。

那段时间，一家人带孩子出去玩，丈夫开车，突然把手离开方向盘，无力地趴在上面，杨阳惊得大喊：“赶紧刹车！”一次同儿子一起去漂流，丈夫的脚被尖利的枝条划伤，血流不止，他看到后神情涣散、麻木，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皮肉的痛苦。

2014年秋天，丈夫停药，情绪逐渐跌到了谷底，不和任何人交谈。几天后，杨阳收到丈夫提出离婚的邮件。邮件里，丈夫痛苦地陈述婚姻的不幸，想要搬出去住。杨阳回忆起那种感觉，形容自己像被一架狂奔的马车拖着走，拖得遍体鳞伤。

她还没回过神来，丈夫又跑到她面前请求复婚，说自己一时糊涂，可能是没吃药的缘故，她在无助和恐惧中犹疑。最终，她让丈夫租住在家附近的小区，在晚上吃饭时回家、看孩子。

杨阳没有时间考虑婚姻的存续，药物、心理咨询、精神科的病房，可以用的一切方法她都再次尝试了，但丈夫的情况不见好转。最后的时光，他越来越消瘦，成日枯坐，不愿拉开窗帘。儿子来抱他一下的时候，杨阳会听到丈夫在使劲挣扎，发出绝望的声音。

“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那种担忧、孤立无援的巨大痛苦又一次像海水一样将她淹没。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回想丈夫自杀时的无助。“如果能够阻止他，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这是在所有自杀者亲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词。在知乎问题“获知亲人或者朋友自杀后，是什么感觉”下面，经历亲人自杀的人们渴望在另一个时空中，能够成功挽回亲人的死亡：“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如果我能接到那个电话”，“如果能回到那一天之前”。

知乎问题截图。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预防自杀计划SUPRE于2000年出版的公开手册《预防自杀：系列读物》显示，研究表明，与因自然原因丧失亲友的人相比，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更多地报告说，感觉对死者的死负有责任、受到排斥和抛弃。同时，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琢磨自杀身亡者的自杀动机，“为什么”的问题不断萦绕在他们心头。

云飞还没有放弃寻找弟弟死亡的动机。

赶到老家后，他请了长假，到弟弟学校调取监控录像，联系弟弟的朋友询问他生前的状态，去现场反复查勘。在家中，云飞无法面对母亲的哀恸，她不断地哭着说：“我错了，儿子。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一定再改”，他感到心脏被人揪着一样疼。

警局依据现场的调查，认定为自杀，但家里无人相信，弟弟没有留下遗书。云飞拿到弟弟的手机，每一张照片，每一次搜索记录，每一次聊天记录，他一个字一个字查看，试图还原弟弟生前的生活轨迹。

弟弟的手机闹钟设置了三个时间——5点20分、17点40分、18点20分。网页里有一个搜索记录：“在单位自杀，单位有赔偿吗？”弟弟生前报喜不报忧，死后，云飞才发现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两周休息一天。恋爱的不顺、买房的压力、工作的调动…他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导致弟弟自杀的原因。

“但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了。”那个小时候和他打打闹闹的男孩，不会再回来向他诉苦了。

弟弟去世后，云飞和家人去学校门口和市政府拉过横幅，和村支书、乡镇的干部、副市长开过会，没有结果。15天后，弟弟的遗体被拉回老家，像老人家一样厚葬了。

在孤独的山口，墓碑吹着冷风，云飞甚至感受到一丝恨意，恨弟弟这一生如此草率地结束，“但恨只是一瞬间，更多的是爱和心疼。”

一个月后，云飞回到单位工作，走在路上，眼泪随时随地会掉下来。渐渐地，不再寻找弟弟自杀的原因，他用起了弟弟遗留的手机，把所有照片和信息都留着。有一次，手机屏幕摔坏了，云飞又花了500元换了屏幕和电池。

隔离

悲伤被冰冻在出事的冬天。

弟弟离开后的两年里，云飞和父母很少提起弟弟，偶尔聚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们会刻意避开，家里陷入沉默。

他不由自主地责怪起父亲，弟弟的遗体拉回老家时，在很多人面前，父亲仍在讨论中美关系，云飞听到后狠狠地说了他一顿，“我没好直接说，儿子都死了，你还有心说这些？”

去年，他“直接没有顾及父亲的心思”，和父亲争吵，“我家老二，一直表现不用说，从小到大，让你操过心吗？”他指责父亲在弟弟面对买房压力时没有给予支持和安慰，“你（对弟弟）说啥，哎呀，没办法，爸也没能力，只能你管你，我管我了。做父亲太失败，能力不行，你（支持的）话要到啊。”

云飞记得，那天说完，父亲躺在床上哭了两个小时。一年多来，他感觉父母忽然老了许多。

巨大的遗憾随时入侵他的生活。他买了房，最大的房间一直留着给弟弟，想着装修的时候，却发现不用考虑弟弟了；他提了车，一个人开车在高速上往家赶，“有了很多东西，但是一想起没有了他，我连庆祝的热情都没有了。”

一年多后，他终于在梦中见到弟弟，他回来了，云飞在梦里不停确认，“我说你真的回来了吗，他说回来了…感觉天又亮了”，他在梦里喜极而泣。

瞒着妻子和女儿，深夜，云飞在网络上关注了很久抑郁症的相关表现，想知道弟弟的死因，却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寻死。深深的压抑和无力让他难以承受，他甚至觉得弟弟的事情没发生之前，他根本感受不到别人的悲伤。

许多自杀者亲友长久地生活在孤岛中，和他人、甚至家人也无法谈论亲人的自杀。“在我们的文化里，谈论死亡是公众的禁忌，更不用说自杀了。自杀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所以，自杀者亲友除了要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之外，还要面对邻里、亲朋的指指点点，甚至其他亲人的指责，这会让他们更痛苦。”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治疗师、负责自杀亲友小组的郎俊莲说。

多年前，她曾经接触过一位经历女儿自杀的母亲，她抛弃了近30年的旧居，为了躲避亲朋好友的指点，“在家里实在受不了，夫妻两个就向外逃”；也有的自杀者亲友身处痛苦之中，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因自杀死亡，会隐瞒事实真相，“撒谎说亲人是其他方式死亡。”

类似的自我隔离也曾发生在皮皮身上。皮皮是在5个月后才知道母亲自杀离世的消息。时隔13年，关于那个中午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父亲面色郑重地把她叫到房间，说有要事要和她说。

“她不在人世了。”父女俩面对面沉默着，皮皮懵了一阵，突然开始哭泣。

她恍然，为什么前几个月里母亲一周一次的电话消失了，为什么亲戚总是打电话来问，你妈的首饰放哪儿了。

那是她唯一一次在家人面前流露出激烈的情绪。当时，她小学六年级，父母离异后和父亲同住，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出来读书工作，和母亲一起生活。

早年父母就分开，皮皮经历了内心的震荡，但她习惯把感受藏起来。“不可能跟大人沟通这个问题，跟朋友也不可能沟通。”

她自觉承担起安慰和振奋周围人的角色，母亲有时心情低落，皮皮会模仿电视剧和小品里的人物，唱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看着妈妈重新笑起来。亲戚一双双安慰的眼睛也盯着她，碰面时喜欢开玩笑哄她，那未来他们老了你要养谁呀。她总是认真地回答，两个都养。

突然之间，她感到“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父亲的消息太不真实。

那些安慰的眼睛再次出现，亲戚在她身边不断惋惜，也在不断提醒皮皮——这就是一个事实。她不敢问母亲的死因，直到一两个月后，才从亲戚口中知道是“自杀”，电视剧和社会新闻里才会出现的字眼。当下，和五年前得知父母离婚时一样，她强迫自己接受，母亲就这样不在了。

那段时间刚好是暑假，白天她照常窝在家里，吃零食，在电脑网页里玩换装、化妆小游戏，鼠标点击选择肤色、眼睛、头发颜色，轻快的BGM在房间里响着。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觉，边哭，边小心提防着不被家人听见。

母亲在最后的时刻打电话给舅舅，却没有说一句跟自杀有关的话。她在自责和悲伤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为什么当时自己没能帮助她？为什么她不跟我说一句话，就抛下自己走了？

这样的怨恨也时常指向父亲，“当时他如果跟我妈没有分开，可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她从未向父亲说起。上了初中，她独立上下学，不再向父亲要签名、问题目，关于母亲的事，父女俩几乎没有提起过。

没有人了解皮皮内心的小宇宙。

做完作业的晚上，父亲在客厅看电视，她跑到房间里的电脑前，背着家人打开QQ空间，锁定为自己可见，敲下一行一行愤怒的句子：“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我可能上辈子作奸犯科”、“世界完蛋了”。

苦痛的出口

高中的语文课上，老师站在讲台前做心理疏导的宣讲，提到自杀情绪的话题，开始介绍具体的事例，周围的同学漫不经心地听着。

皮皮在座位上有点坐不住了，她联想到母亲，一下子冲出教室，到走廊上大哭，甚至喘不上气，哭得头昏脑涨。

过了多年，她以为自己已经能够面对这样的话题。

上大学后，她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些“病态”，更加关注心理学。每次到书店，总要绕到心理学区域逛一逛，名字带到点心理学的书都会翻两下。她当选心理委员，看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书买了一沓子放在宿舍的书桌上。这些书关于认识自我、疏导心态，很少直接涉及自杀、抑郁。

她有意不去深入探究母亲自杀的原因，“小时候想这个太残忍了。”但在后来人生道路的分叉口，当她渐渐靠近母亲的年纪，母亲曾经的感受也成为她测量生命的刻度。大学毕业后，皮皮成为摄影师，看到同事拍出来的照片效果特别好，她在心里想：是他更优秀更有天赋吗？她突然理解母亲在工作上的不如意；大学里，想要认真恋爱却遭遇猝不及防的分手的时候，她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母当年的选择，明白感情问题无法靠一个人决定。

母亲去世前的痕迹像拼图，在皮皮不经意的时候被一块块拾起。一次扫墓，亲戚们围在一起，少有的能再次谈论母亲自杀的场合，一位长辈说，母亲生前在上海一个人工作，租住的房间阴暗、潮湿，晒不到太阳；她也记得，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时，母亲特意避开身边的人，全程讲闽南语，对她诉苦：“同事都是好学校毕业的硕士，管理他们压力好大。”

她意识到，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得知母亲自杀时的心境，但她还要继续漫长的人生。

杨阳也在寻找苦痛的出口。

丈夫刚去世那天，杨阳哭不出来，悲伤像压在胸口的大石，她一度觉得人生都很“可疑”。

直到第二天下午，她坐在床上，泪水才突然止不住地涌出来。她浑浑噩噩地躺着，哭累了就睡去，醒来又觉得看不到希望。时不时，她把丈夫的照片翻出来，结婚照上丈夫的眉目依然清晰，她生出直觉的反应：要把他的东西都烧了，扔了，不然自己永远也爬不起来。

杨阳不停地把丈夫的衣服和照片都找出来，摞成一堆，拿去小区空地上烧。她感觉自己跟周围的世界是隔开的，看不到别人在干什么，“非常寒冷，好像生活在一个冰里面，被打到绝境。”她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用以前的qq和微信了。

公司知道她的情况，让她请了半年的假。为了摆脱痛苦，杨阳开始服用抗焦虑药和安眠药，才终于停止终日的哭泣。

她拿出过去丈夫生病时就看过的心理学书籍，买了美国记者访谈大量自杀者亲友后写的《他走了，不是你的错：了解自杀，与亲友的心理重建》，照着知识分子的本能寻找答案。

书上说，对于人生重大的丧失，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扰乱自然哀伤的过程。杨阳照做，几个月里，没有特别的需要，她不出门，“只要活着就行。”

她胡乱摸索，到处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力量。她研究佛教，也参加各种身心灵的讲座，这些都没有让她好过，“鱼龙混杂，病还没看着，还花了不少钱。”她在网络上搜索自杀者亲属的支持机构，然而线下活动在北京，她参加不了。她去医院做心理咨询，对面的咨询师不停看表，时间到了就收钱，走出医院，她感到更加绝望。

后来，她又一次踏入丈夫做过心理咨询的机构，对方了解她的情况，她找到咨询师倾诉，仿佛长时间潜在水下，终于来到水面呼吸，“总算找到地方可以说这件事了”。虽然身边有朋友和父母，但杨阳仍然觉得孤身一人，即使是最亲爱的儿子也不能与她感同身受。

在反复的曲折寻找后，杨阳遇到了现在的咨询师。一周一次，工作结束后，坐在电脑前，咨询师不加评判的倾听和温和坚定的目光令她渐渐平静。

五年来，她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支持，对未来有了新的信念：“只要我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走出来。”她终于能够面对充满伤痕的过去，对自己说“作为抑郁症患者的至亲，他在最痛苦的时间唯一保持联结的人，我们应该谢谢这份信任。”她在知乎上找到仍然身处困境中的抑郁症家属，一个个留言，告诉他们抑郁症可以治疗，而抑郁症的家属也要寻找支持。

走出来

“每个人走出悲伤的历程、方式和时间都不同，有的人需要半年，有的人会历经好几年的时间，有的可能会停滞在哀伤的某个阶段。在走出悲伤的历程中，痛苦的情绪体验也会时常反复”，郎俊莲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自杀者亲友开始寻求专业的援助。2002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免费服务于自杀者亲友的互助团体。到2017年，先后有1000 多名自杀者亲友和自杀未遂者来寻求帮助。

面对前来的亲友，郎俊莲和同事会先对他们进行情绪状态的评估，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如处于急性应激状态，就给予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如有自杀念头就进行危机干预，如处在重度抑郁状态就建议就医，“自杀容易导致创伤”，郎俊莲说，“互助团体的工作人员根据评估的情况，会建议亲友们加入连续8周的支持小组或月小组。”

在8周小组里，心理辅导人员向亲友们讲解可能会有的生理、想法、情感上的变化，“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做噩梦，以为自己快要疯掉了，让他们知道这是悲伤的正常历程。”

参加过8周小组的人，之后可以选择参加月小组。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团体活动，亲友们有需要和时间就来参加，谈论主题由成员自己决定，人数每次都不同，一般不到10人。经历亲人自杀的人们围坐在会议桌前，面前放着纸巾，泪水和拥抱是常见的景象。

最初，新加入的亲友往往会沉默，不知道如何开口，而老成员会先主动开始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的亲人什么时候自杀，我来小组几年了”。郎俊莲解释，对于一个刚经历自杀事件不久的人来说，当他能看到经历几年的人也有过同样的悲痛，而现在可以那样平静，他就能看到希望。

保密，允许沉默，不能评判、指责，尊重彼此不同的哀伤方式，鼓励大家诉说，这是小组活动的守则。发展至今，最老的成员已有10年互助经验，每当郎俊莲看到一个亲友走向另一个，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她会明白他已经走出悲伤，找到了和逝者新的连接。

近年来，由于缺乏社会支持与专业人员等原因，组织一个支持团体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小组活动的规模和形式受到一定限制。而一些亲友离开团体很久，在经历情绪波动时，仍会来小组求助，“我们这儿就像家一样，要做到有一个恒定的支持在，多个人我们在，三个人我们也在，你一个人我们还在”，郎俊莲说。

在她看来，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也是自杀者亲友走出悲伤过程中重要的支持资源。

丈夫去世后，杨阳9岁的儿子成了她最大的支柱。

最初，她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解释，只好说“爸爸去天堂了”。事发第一年，在楼下散步时，儿子会过来拉住杨阳和他外婆的手，寸步不离，说“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出去旅游，杨阳去办事的时候，儿子会不停地跟外婆说：“妈妈又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周围的人都劝她不要和孩子说这件事，她觉得不合适。她一点一点和儿子解释抑郁症是怎么回事，“爸爸不是不爱你，是因为没有办法治好病才离开我们。”儿子告诉她，头两个月，他在学校里总是会突然想到爸爸离世，躲进厕所里哭。杨阳听了一阵难受，但仍然对儿子说：“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可以跟妈妈说，不要一个人去承担。”

在经历了无助与隔膜后，他们慢慢地能够分担悲伤，互相取暖。

弟弟出事后，云飞辞职了。妻子更坚定地认为“没有钱的人没有未来”，后两年拼命工作，收入提升很快，“只想为孩子多做一些准备”。后来，妻子被猎头公司挖去海南工作，云飞把父母和孩子也一同接过去居住。

海岛温暖干净的空气让他不再那么伤感，家里有女儿吵吵闹闹，也缓解了压抑的气氛。如今，他和妻子准备再生一个二胎，为家里增加一些人气。

两年后，父母和他开始能自然地提起弟弟，母亲会不经意地说“要是老二…”，又停顿一会儿，转换到下一个话题。

对于弟弟，他不会刻意去记得，因为不可能忘记。他渐渐接受，弟弟去了别的地方，“是我和父母没有福气，享受他一生的陪伴。”

皮皮回了老家。在北京工作多年，她最终回到漳州，和父亲、奶奶一起生活。过新年时，闽南人拜佛喜欢许愿赚大钱，皮皮对着家里的佛龛合起双手，只想祈愿家人平安健康。

十多年过去了，她有时甚至想不起母亲的脸，想到这点，她也会害怕，但也明白这“不是好事，但也不算是坏事，如果有些遗忘能让心态变好，我可以接受。”

大二，她纹了身，一棵小树从左心房长出来，树叶上有小小的果子，上面写着“mother”。“母亲是长在我心上的，她是我的底，我的根基。”母亲戴了很久的项链，她长久地佩戴在身上，当作对母亲的纪念。

时间成为最好的解药。2017年夏天，她开车去厦门，想顺路看看童年寒暑假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地方。原来住的房子已经卖了，皮皮没有大门钥匙，她站在楼下向上望去，房屋层层叠叠，看不到具体的位置，但她知道那个曾经的家就在那里。

留下的记忆都是快乐的。小时候，到了下午5点，夕阳落下，她就迫不及待地从家里跑到小区门口，等妈妈下班回来。妈妈留着短发，不爱化妆，但是喜欢画个眉毛，擦个口红，神采奕奕。看到皮皮等在门口，她马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上午10点，车辆川流不息，皮皮在走过几千遍的道路上出了神，想起那时候跟妈妈闹脾气，她往一头走，皮皮就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又停下来偷偷看妈妈有没有过来追。

皮皮回过头看，其实母亲跟在后面，一直都在。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附：

卫生部各地心理援助热线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