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全球化:异化乎?典范乎?
台湾佛光大学副教授 游祥洲
前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1世纪的大趋势。自前苏联(USSR)解体以后,全球局势就已经明显地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型而为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论述的东西方宗教文明的对抗[参阅亨廷顿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译,1997,台北:联经出版。
另可参阅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in 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volume 72,number 3,pp。22-49。http://www。grip。org/bdg/g2057。html#SPH]。顺此一义而言,佛教如何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并且发挥佛教的中道智慧,化解东西方的宗教对抗,为世界和平奠定更稳固的基础,这是全球佛教领袖们所面临的严肃挑战,也是佛教未来全球化开展的重大契机。
笔者在近十余年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所谓全球化,仍是一条未定的道路;未来正向发展与负向发展的可能性,两边几乎相等。关键在于,人类所投入的选项,到底是正多于负,或是负多于正?
从经济面来看,全球贫富结构两极化的现象,正在加速恶化。从文化面来看,人类对于生命主体性的价值迷失,也普遍地表现为网络成瘾、自杀率上升、毒品泛滥、暴力与恐怖事件升高、卡奴、投机行为猖獗、援交合理化……等社会病态。就此而论,全球化的世纪,也可说是一个人心失衡、价值混乱的世纪。
你能想象一架失衡的波音747如何穿越乱流吗?面对全球化的失衡现象,全球各地也不断地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的诉求,包括:反WTO、反世界银行、反全球暖化等。反对的理由都很充分,问题是,长江不会逆流,没有人反得了全球化。面对洪流,拦堵绝非办法。你必须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导引这个洪流。
站在佛教研究的立场,深观当前全球化的种种问题,你可以发现,佛教文化正是一帖良药。问题在于,佛教发挥了良药的功能了吗?或是这一帖良药,本身也正在逐渐地随势变质、异化了呢?这是一个重大抉择的时刻。佛教面对全球化,究竟是随势异化(Alienation),或是创立典范(Paradigm)?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6年“世界佛教论坛”的举行,的确有其时代性的意义。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全球思潮也已经从“现代化”的狂热中,转向“后现代”的多元思维。因特网的自由性、穿透性与匿名性,更使得人类的心灵生活,一夕之间转向一个更加不可知、不可测的虚拟世界。佛教处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里,如何彰显佛教本身的核心价值,并且理性地检视本身的发展进路,特别是及时“对治”某些可能“异化”的质素,为人类创立一个良性的宗教“典范”,这是当前佛教界最为迫切的共同课题。
十种异化,如何对治?
所谓“异化”,也就是变质。一个事物的发展,竟然与自己的本质疏离,形成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这就是“异化”。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佛教随着“全球化”的开展,至少有十种可能的“异化”。兹略述其要,并试论其对治之道。
第一、深度批判,对治“资本主义化”(Capitalism)。
从经济面来说,“全球化”的现况,也有人把它定义为“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之所以风行全球,与其说这是资本家的造化,不如说“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某些迎合人性贪婪面的有力质素。我们要检视的是,佛教团体是否也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佛教一旦资本主义化,这样的佛教,根本就是颠倒!理由很简单,“资本主义”是以“利”为中心,而佛教则是以“法”为中心。两者未必矛盾,但佛教一旦向“资本主义”倾斜,“法”的坚持就马上为“利”所替代。现在佛教很多“异化”的怪现象,都是由此而起。
资本主义的人间功过,自有人间的因果判断。从佛教“四悉檀”的角度来看,不管哪一种经济主义或形态,都只是“世界悉檀”的铺陈题材而已。重要的是,佛教本身不能停留在“世界悉檀”上,更不能忽略了上达“第一义悉檀”才是佛教的终极目标。[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0):《龙树的诠释学理念之哲学省察——从〈大智度论〉三个论题的思维进路,探讨龙树学“三乘共贯”的诠释学蕴涵》,收于《印顺思想:印顺导师九秩晋五寿庆论文集》,现代佛教学会、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印顺文教基金会主办,第181-219页,台北:正闻出版社。]
对治佛教资本主义化的偏失,有赖于佛教领袖与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深度批判。这种批判,不应该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不应该是政治八股的游戏。目前全球佛教团体固然已经做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慈善与入世工作,但奇怪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庞然巨兽,却很少佛教团体能够针对其弊病,作出有深度的批判与论述。这是全球佛教目前最脆弱的部分。笔者以为,“世界佛教论坛”的重心,应该放很大的比重在这里。
第二、建立公共论坛,对治“商业主义化”。
商业主义化最常用的手段包括:夸大广告、功利取向、市场争夺、业绩用人,以及最明显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把它商品化、价格化、卷标化。如果这些商业主义化的特质,反映在佛教上,将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觉,以为修行是要得到什么,殊不知修行只是放下什么罢了。心经所谓“以无所得故”,正是此意。
欧美思想界接触东方宗教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避免走入灵修唯物主义(Spiritual Materialism)的陷阱。修行乃是老子所谓“为道日损”的过程,如果佛教组织的经营策略,采取了商业主义化的思维,这个时候,不但修行被边缘化了,同时,有许多可能扭曲佛教的花样,都会跟着施展出来。
对治商业主义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一个非官方的、非宗派的、非营利的佛教公共论坛,针对佛教的发展议题,不定期地提出监看报告与客观论述。唯有如此,才能抑制商业主义的扩张。
第三、开创制衡机制,对治“托拉斯化”。
“托拉斯”(Trusts)一词是资本主义企业透过寡占垄断(Monopolies)的手段来扩张企业规模的学术描述。社会资源的寡占垄断,将使得资本家掌握更大的社会控制力而没有制衡的力量。“托拉斯”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反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伦理。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从1890年开始,就已经在联邦与各州分别制定各种“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Act),以防止企业的寡占垄断。这里必须思考的是,全球的佛教组织中,是否也已经出现了托拉斯化的组织形态?全球的佛教资源,是否逐渐出现过度集中的现象?就佛教本身而言,托拉斯化的最大危机,就是财力与权力的过度膨胀。
对治佛教教团“托拉斯化”的规模扩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善用上述深度批判、公共论坛等方式之外,再来就是建立“制衡机制”。佛教的中小型组织,必须彼此建立联谊合作的机制,来制衡大型教团的扩张。这不是在玩“合纵连横”的游戏。“托拉斯化”的教团,往往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控制性结构,而中小型教团如果能够采取网状脉胳的互补性结构,就能够有效地发挥“制衡”的机能。
第四、尊重草根文化,对治“组织跨国化”。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西方跨国财团的全球性扩张,对弱势国家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冲击。跨国财团的影响力,几乎已经凌越了国家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当西方的信息传播业与跨国财团结合时,它更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传播弱势国家,造成莫大的文化冲击。
从文化面来看,“文化全球化”最理想的发展,就是如何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重新定义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当全球化的风潮扫向全球各地时,“文化离根性”的危机感,同时也激起了全球各地“文化固根性”(Re-embedding)的觉醒。这就是易经的阴阳之道。现在要省思的是,目前部分佛教组织的跨国性发展,是否有此“全球在地化”的文化自觉?佛教组织的跨国性发展,究竟是将发挥资源互补与济弱扶倾的功能?或是它也可能对全球的佛教文化生态,造成单向传播的不当冲击与倾斜?此外,佛教组织跨国性的发展,是否也将压缩全球各地传统在地寺院的生存空间?一个地区的佛教,其文化厚度,绝不能用财力来衡量,然而,一个佛教组织如果因为资本主义化的手段而拥有庞大的财力,那么,它的跨国发展是否也可能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佛教,产生错误的示范?
针对上述问题,全球的佛教领袖们必须审慎评估其未来可能出现的正负影响。
五、提倡简朴生活,对治“消费主义化”(Consumerism)。
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副产品。鼓励消费以提高生产,提高利润,这是消费主义的根本思维。如果佛教的信仰生态也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成为一种商品化的消费行为,那么,佛教有很多非常核心的信仰质素,就可能在无形中被蒸发了。你念佛求生西方,靠的是纯净的信念,靠的是广结善缘的发心,绝不是跟阿弥陀佛做买卖。消费主义另一个特色,就是迎合顾客的口味,如果佛教朝着这个媚俗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佛教就必然要向下沉沦。
唯有提倡传统佛教“十二头陀行”所呈显的简朴生活风格,[详请参阅笔者所撰(1999):《〈华严经〉的苦行思想》,第二届“佛学与人生研讨会”论文,台中:逢甲大学。]才能够对治佛教消费主义化的偏差。
第六、提振僧团民主化,对治“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
“山头”一词,在佛教本来是一个正面的字眼。一位善知识,有他自己独特的修行方法,又愿意开山接众,于是而有“山头”。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何尝不是参访五十三个“山头”。但“山头”一旦变成现代所谓的“山头主义”,那就变质了。“山头”以“法”取胜,而“山头主义”则是着重在这个山头本身“势力”的扩张。一“圣”一“俗”,截然有别。与“道场山头化”同时发生的,就是“丛林子孙化”。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明显指标之一就是,到处都是“十方丛林”。等到“子孙丛林”起来了,中国佛教的衰象,也跟着起来了。殷鉴不远,能无省乎?
对治“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提振僧团的民主化传统。原始佛教的“布萨”制度,就是透过僧团内部会议的程序民主化,来落实僧团自主与民主。[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一书中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最可惜的就是没有把印度佛教的“布萨”制度落实起来。]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不但有“众”无“我”,并且没有人可以操控僧团。也唯有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僧团私有化的偏失。
第七、提升“凡夫菩萨”的警觉,对治“教团领袖造神化”。
伴随着“山头主义”与“丛林子孙化”的现象,教团领袖的“造神运动”也来了。西方的“一神教”(Theism),完全没有个人自我神化的空间。佛教从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这个立足点出发,强调“我就是佛”,这个理念中的“我”,乃是彻底把“我执”解消的“我”。“无我”之我,才是“佛”。但是这个“我就是佛”的理念,对于权利欲极重的凡夫而言,却可能被曲解为,只要把“自我”无限地膨胀,“我”就是“佛”。这个“佛”,其实是“神”的代名词。一个佛教徒一旦失去了“凡夫菩萨”应有的警觉与本分,[“凡夫菩萨”是印顺法师的话。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3):《论印顺学与佛教全球化》,“第四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_人间佛教薪火相传_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佛教弘誓学院。]就很容易在群众中不自觉地自我膨胀,自我神化,这是宗教师本身最无可救药的自我迷失。佛陀与提婆达多的区别,就是权力欲已否升华的问题。一个防水表,它在水深三百公尺的地方还不会渗水,但是超过了三百公尺呢?宗教情操的可贵处,就是:不自欺。作为一个“凡夫菩萨”,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你的防水底线到底在哪里?你的权力欲的防腐底线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不同宗教的先知与传承祖师,都是因为“法”的体证而为后世所推重。近现代的造神运动如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在当时轰轰烈烈,俨然上帝临在,结果还不是逃不过老子所谓“飙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法则。
然而,佛教组织一旦庞大了,有几个人能够保持一个修行人“清明在躬”的清醒,不被这个造神运动的迷思所诱惑呢?
对治这个“自我神化”的盲点,当然有赖于宗教师本身如何保持“凡夫菩萨”应有的警觉。在此同时,学界与教界的监督机制,更是不可缺少。
第八、落实僧团管理合理化,对治“僧团成员游离化”。
在“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的现象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反向发展的现象,那就是教团成员的“游离化”。佛教本来就有“阿兰若比丘”的制度,僧团的成员为了精进修行,个人短期闭关用功,本来就是佛教的常态,但现在的情形则是,新出家的僧团成员,不愿意住在寺院里,因为寺院里要分担职事,处处要受到约束,于是才受完三坛大戒,自己的修行功课还没有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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