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文明与佛法的兴起

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在流传过程中，因地区、习俗等等条件的影响，让佛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不同风貌的佛教，不单是形式上的差异，甚至连思想内涵，也有着难以圆融的差别。以佛陀观为例，不同思想体系的佛教有着截然不同的佛陀观。本文节录圆波法师早前在妙华佛学会举行的“印顺导师的佛陀观”讲座内容。本文将分成两期刊载，这一期介绍的，是古印度文明发展及流行的思想。下一期则讲述不同佛教体系的佛陀观以及敍述印顺导师的抉择与看法。

印度古文明的三个时期

释迦牟尼佛(以下简称“释尊”)出现于古印度，是有其时节因缘的，那“就是印度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发生佛教的可能与需要”。圆波法师表示，古印度的文明发展与佛教的出现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认识古印度文明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法。

古印度文明的开拓者，是印欧族的雅利安人，它一般上分为三期：殖民于五河地方时期，移殖于恒河流域时期，以及开拓南方时期。其中恒河流域时期又可分成三个时期：吠陀创始时期、梵教极盛时期、教派兴起时期。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圆波法师指出这三个时期的思想有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先着重人间乐;再注重天上乐;在教派兴起时代，他们转向究竟的解脱乐。”这是释尊出世前的文明状况，它深深地影响着释尊。

一、吠陀创始时期(公元前1,500-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是个自视过高，并认为自己最优秀的人种。他们从印度的西北进入印度半岛，驱逐印度的原住民达罗毗茶族(椶族之一支)，并将原住民视为被奴役的“首陀罗”族。这时期的人文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五河地区。在信仰方面，他们崇敬日月等自然神，以拜火、祭祀赞神而述其愿求，来达到实现人生的满足。教典方面有“三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其内容都是对神的赞颂以及祭拜的仪轨。

二、梵教极盛时期(公元前1,000-800年左右)。雅利安人渐向东移殖，以拘罗地区为中心。在经典上，这时期已建立了以《吠陀》为中心的婆罗门教文化及哲学思想，亦出现了“三大纲”：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在“婆罗门至上”观念盛行的影响下，只有婆罗门才拥有从事祭祀活动的权力，才有与天神沟通的资格，他们以咒术为中心，形成一股“于现实人生之无限满足外，转为来生天国之要求”的文化风气。至于社会状况，已严格地将种族划分成四种阶级：祭司的婆罗门，武士的刹帝利，自由工商的吠舍，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奴隶)。

三、教派兴起时期(公元前700-500年)。雅利安文明逐渐向南方的德干高原发展，且遍及全印度。恒河下游的黄种族血统民族，受到吠陀文化的诱发，文事大启，如摩竭陀王朝其后为成印度政治的中心。受东方文化影响，这时期出现了《奥义书》，人不复以祭祀万能，以升天为满足，并对婆罗门教产生怀疑。相反，人们开始达本穷理，探究事物的根本及论究真理;主张人的一生中有四个时期：梵行期、家住期、林栖期、遁世期。梵行期是指学生受教育时期;家住期是指从事营运事业，对家庭付出责任;林栖时期是移居林间裏而投入遁世的苦行生活。所以，这时期的修行倾向是着重克制情欲的苦行。

反婆罗门的沙门文化

恒河两岸的非雅利安族人，受雅利安文人化影响，展开了思想上和宗教上的革新，这是反婆罗门的沙门文化。

“沙门”这名称，本为婆罗门教的用语，用以指称再生族晚年过着的林栖与隐遁时期。然而，恒河两岸非雅利安人的东方，不受婆罗门教的限制，他们不问阶级，不管老少，人人都可以沙门的方式生活，游行乞食，因而从事宗教生活的教团逐渐流行起来。“当时的思想，属于刹帝利，然沙门不分阶级，为种族平等的全人类宗教。”

六师外道的主张及其宗教生活

《奥义书》带来了自由的思潮，出现了反婆罗门的沙门文化，这是教派兴起时期的重心，它是从婆罗门教走向刹帝利。这些新兴的沙门集团是不分阶级，种族平等的。新兴的沙门集团众多，着名的有六师：富兰迦叶、末伽黎拘舍罗子、阿夷多翅舍钦婆罗、鸠(罗)鸠陀迦旃延、散惹耶毗罗梨子、尼干陀若提子。六师都是东方的一代师宗，过着游行乞食的沙门生活，他们各自拥有众多信众。那么，他们个别主张甚么呢?

富兰迦叶，是个道德怀疑论者，主张恶无恶报，善无善报。所以他提倡无作用论。

末伽黎拘舍罗子，是邪命外道之祖，宣称无因而有论(或自然论)。这是耆那教的一派，同样主张修持苦行，佛世时他的势力极大，除了耆那教，他是其余五师中最盛大的。

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是断灭论者，提倡唯物论，一切法都是物质所生，并否定灵魂之说。既然一切法都是物质，他于是以追求快乐为人生的目的，继而排斥一切严肃的伦理观念。这亦即是所谓的“顺世外道”。

鸠(罗)鸠陀迦旃延，主张心物不灭，心就是精神，物就是物质，两者是不会消灭的，都会常存的。这种主张会来甚么不好的结果呢?法师认为，如果精神和物质都不会消失的话，那么即表示不管我们做甚么都可以。以杀人为例，人的精神和物质都不会消失，所以这行为没有使人造成伤害。(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散惹耶毗罗梨子，为诡辩论者或称为“捕鳗论者”，是舍利弗及目犍连未皈依释尊前的老师。为甚么叫“捕鳗论者”呢?因为他是个“不知论者”，譬如说有人问他，有没有后世等问题。他是不以为有，也不以为没有;既不反对别人说有，也不反对别人说没有。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真正意思，故称他为“捕鳗者”。

而他自身又缺乏确定的知识认识，故称他为“不知论者”。其实他会这样主张，是因为他看到缘起法的相待不定性，只知道法是相依、相待而有。换言之，他是在认识论提出质疑——质疑我们能否认识或通达真理。

尼干陀若提子，是耆那教之始祖摩诃毗卢，他出世比释尊稍早，亦同样是王子出身，主张二元论，是位无神论者，以苦行见称，严守不杀生为其教义的特色。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六师的思想有其共同倾向：以“二元论”来解析人生，如阿夷多立“五大说”——地、水、火、风、虚空，前四者是属于物质的。人死了，属于物质的部分，还归于四大;而感觉和意识则归于虚空。换句话说，生死是五大的集散。在行为方面，六师们要嘛否定善恶业报，要嘛宣称要素不灭论，或者认为人类是命定的——对解脱没丝毫的力量。

那么，为甚么六师会过着苦行的出家宗教生活呢?法师表示，这当然是跟他们信仰的思想有关，他们觉得业是可以人为加工的，所以要以严格的苦行去消除宿业，以防止新业。而散惹耶的不知主义，表面上他似乎是在怀疑真理，其实他是了解到认识的相对性，所以尝试“中止认识”，而以直下忘念去体验真理。从忘念去体验真理，必须依靠禅定。

总而言之，《奥义书》带来了自由的思潮，产生了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文化。然而，自由的思潮，解放的思想，却导致当时社会风气的混乱及道德价值的否定，乃至走向断见与常见的二种极端思想。释尊适应于这一情形，在理性与德行的基础上，后来居上，遂建立了实现解脱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