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六祖寺修学中心

俗话说的好：没有国，哪有家？如果国家不安定，经历战乱饥荒，我们每天将会为了保全性命、填饱肚子而奔波，哪有心情和场所，坐下来念经修行？

大家熟悉的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其中上报四重恩中的一种就是报“国家恩”。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还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角落，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佛弟子和热衷慈善的人士，为国家努力奉献。

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感恩、效忠自己的国家，大到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小到力所能及为国家出一点力。如果人人都能将“慈悲”放到心上，我们的“小家”乃至我们的“大家”都会和谐发展，不断进步。

从历史上看，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个朝代，最鼎盛的时期，天下天平，人民安乐的时期，都是佛教最昌盛的阶段。

只有国家安定，才能让佛法广弘兴盛；才会有效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国家的安定团结，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在硝烟与斗争中，不仅正常的生活将受到影响，连生命都将陷入危机。我们要感恩并随喜自己身在一个安定的国度，并尽己之力，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物质丰富了，国力强大了，不代表人心就会安宁，不代表世人都能明辨是非，不代表世风慈善，能够从善如流。只有人心安宁平和，才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

而心灵的安宁，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如果能把佛教中所说的“十不善”断除不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不贪、不嗔、不痴，则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犯法，因为信仰在约束着人们的身口意，信仰如天平一般，会支撑起一个人的是非心。

真正的佛教徒都应该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去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和弘扬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及优良传统。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不了太多贡献，至少不要去犯法，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也是“报国家之恩”的一种方式。

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不爱国爱教的。

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文化交流家玄奘法师（600—664），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长达17年之久，名震四方，被当时的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为祖国膺得了崇高的荣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极力地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应唐太宗之请，著述《大唐西域记》，以利于唐朝的发展。还有法显、义净法师等，他们不仅取经，还从南亚诸地取回中国所无的稀珍什物以及蔬果植物种子等，蕃衍至今，为我等后人享用。

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及枪弹雨之中，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江苏、宁波、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厦门、汉口、云南鸡足山、湖南南岳山、衡阳等地都成立了救护队。长沙佛教徒成立“十愿抗敌团”直接投入抗日前线。江苏省无锡市宜兴龙池山僧恒海组织抗日游击队，队员千余人，成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壮烈捐躯。

1939年，上海的圆瑛大师（1878—1953）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国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其征服中国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太虚大师（1889—1947）义正辞严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严厉谴责：“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主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大师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佛教徒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人间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弭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他通电全国，呼吁中国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1939年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细叙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等各国僧俗人士，澄清国际友人的误会，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持。

文化界、艺术界名人李叔同，出家法名弘一法师（1880—1942）。抗战时期，身患重病，忏悔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看淡生死：“大病从死”。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同甘共苦，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弘一大师开示：“念佛不忘救国！”还有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和宗仰大师，他们都是皆大义凛然，履践了高尚的爱国抗敌气节。

寄禅大师（1851—1912），十六岁投湘阴法华寺出家，参访游学各大名山禅师，在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割肉点灯，燃指供佛，自此号为“八指头陀”。一生诗歌作品多达一千四百多首，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以《白梅诗》刊行于世，因此又有“白梅和尚”之美誉。先后历任湖南六大丛林及宁波天童寺住持。被推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及宁波僧教育会首任会长，首开佛教办学之风气，且亲自为太虚大师受戒、教授，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影响深远。

宗仰大师(1861—1921)是我国代近史上一位才高行洁，遁迹空门的爱国志士、杰出高僧。他披肝沥胆先后参加过反清的革命组织和文学团体，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先生等国民党元老有过密切的交往。他校刊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一一《频伽藏》，创办华严大学、修复栖霞寺，对佛教有过重大的贡献和影响。宗仰大师，忠昭日月，义薄云天。勋业可观，高风可仰，不仅是当代高僧，而且是一个深明大义、满腔热情的革命家、著名的诗人、画家和教育家。

面对外敌侵略，这些前辈、高僧们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启迪后者的出色答卷，这份答卷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爱国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谱写的。

有国才有家，有国才有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佛教徒却是有国籍的。在任何时代，佛教和国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保障，要开展佛事活动、弘法利生，那是不可能的。

《六祖坛经》中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

上报国恩，佛法昌隆，愿诸位同修将供斋念佛、持咒诵经、茹素放生等一切善行回向祖国，为国家供佛祈福，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