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洛阳剃度以后,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佛典的学习上。在十九岁以前,一直随着二哥在洛阳修习佛经。他先从景法师那里学习了一部《大般涅槃经》。这部经主要讨论佛性问题,讲的是涅槃,具体讨论了佛应该具备哪些品质,什么样的人才能具备成佛的品质。

这部《大般涅槃经》是玄奘正式拜师学习的第一部经,为他日后西游种下了一颗求知的种子。玄奘后来西游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究佛性问题、探究涅槃的可能性。

紧接着,玄奘又跟从严法师学习了第二部经—《摄大乘论》,这是一部把大乘佛教所有经义汇集起来的重要佛典。也就是通过这部佛典,玄奘开始初步而又比较全面地学习了大乘经义。而他在佛学领域正式拜师获得开蒙,也恰是通过景法师与严法师。

东都洛阳佛寺众多,玄奘十三岁出家,一直到十九岁之前,都完全生活在洛阳非常浓郁的佛教氛围中,没有离开过一步。当时洛阳每个寺庙都有不同的著名法师登坛讲法,玄奘便涵泳其间,往来求学。到十九岁时已经小有名声,整个洛阳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年少、由郑善果破格剃度的佛学天才。

在玄奘十九岁的时候,也就是618至619年间,隋朝的暴政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东都洛阳及其周围的一些地方成为战场。眼看洛阳已经待不下去,玄奘便与二哥长捷法师一起到长安去。玄奘与哥哥一起西奔长安后,由于中原战乱,缺乏修业的条件,他们并没有在长安停留太长的时间。

当时大量的高僧纷纷进入四川,来到相对安宁的蜀地,因此在隋唐之交,四川这个当时还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一跃成为佛教学术的中心,众多名僧大德都在那里讲学、授徒,住持寺庙。经过长途跋涉,玄奘在大约二十岁时到达了成都。在这段旅程中,玄奘也是一路求学。到了成都以后,玄奘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佛典。他的声名原本只在洛阳传扬,而当四川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全国各地的名僧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时,玄奘的声名又进一步在佛教界内传扬开来,并得到一些高僧的高度赞扬和认可。当时四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高僧道基法师,曾称赞玄奘说,我讲学多年,从没见到像这个少年这样有极高悟性的人。

玄奘出家八年以后,到了二十一岁才正式受“具足戒”,成为一个正式的僧人。所谓“具足戒”,是指使一个人完全具备成为“比丘”的资格和条件。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戒律,有一定的仪式,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仅仅把头发剃掉,或在头上烫几个香疤,只是疼一下,凭一点毅力就可以做到。

出家人在受具足戒时,有时会需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穿越过道时,受戒人必须在其中默念,是否还隐瞒了一些亏心事,是否具备了成为一个僧人的条件,是否已经准备好去承担弘扬佛法的职责。就这样缓慢行进,一直走到过道尽头的戒坛处。

按照授具足戒的规矩,戒坛上一般有三位法师,一位负责授戒,叫“戒和尚”;一位指导在场做法,叫“教授师”;还有一位具体负责剃发燃香,叫“羯磨师”,同时还有证人在场。在受戒过程中还会有各种诵经仪式,场面庄严肃穆。

具足戒对于比丘而言,一共有二百五十条戒律;对比丘尼则更为严酷,有三百多条戒律;而对一般居士来讲,则有受五戒或八戒之别。这些戒律中有些戒条之严酷、对僧人的要求之高、对修行的规定之严格,是匪夷所思的。尤其对比丘尼而言,戒律规定之严密,完全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这些戒律从佛教学养、僧人间的日常团体生活、个人修行、生活细节,乃至于细到如何喝水,都一一作了严格规定。

在《西游记》中,只有唐僧是受过具足戒的,具备成为一个真正大法师的资格。至于猪八戒,之所以叫“八戒”,据唐僧说,“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戒称呼。

玄奘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受了具足戒,便也从那一刻开始,发誓遵守二百五十条戒律。直到这一天,他才被国家作为僧人登记在册,获发正式的度牒,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僧人。在唐代的均田制没有崩毁之前,每个登记在册的僧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三十亩地。

玄奘在四川期间,一直与他的哥哥长捷法师齐头并进,吴、蜀荆楚之地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当地的官员也都非常器重他们,称之为“陈门双骥”。

但玄奘并不满足于此,他没有就此在这个天府之国安居下来,而是决定离开四川重返长安。对于玄奘来说,长安毕竟是唐王朝的国都,于政治、文化乃至佛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仅仅扬名在吴、蜀、荆楚这些南方之地,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他的哥哥在四川当地声名鹊起之后非常满足,不打算再回长安,并屡次劝阻玄奘,让他安心留在四川。但玄奘在二十四岁这一年,还是不顾兄长的劝阻,与商人结伴,泛舟而行,绕道往长安方向走去。

在历史上,佛教与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佛教基本上是依循商路而传播;并且,佛教徒也非常愿意和商人结伴而行,因为商人往往是以商队方式行进,在长途跋涉中,不但带有较为充足的给养,例如粮食、水、钱财等,还会带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所以佛教徒出于便利和安全的考虑,往往喜欢与商队结伴而行。

当时,玄奘和商人结伴,泛舟离开了四川,先到达了荆州的天皇寺,在当地受到了一个王爵的赞助,玄奘设坛开讲,讲授他从前所习得的《摄大乘论》和《阿毗昙论》等佛经,连讲三遍,听者如云。

在二十五岁这一年,玄奘还得到了当时中土一位德高年劭的智琰法师的极高评价。当时智琰法师已年逾六旬,见到玄奘之后,非常地恭敬。在与玄奘讨论佛法后,他感慨地泣叹道:“以我六十多岁的桑榆晚景、风烛残年,居然还有幸遇到初次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年轻的玄奘获得顶尖高僧这样崇高的赞誉之词,名声立刻就在佛教界传播开了。

很快,玄奘进入了长安,在那里,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佛教界已经得到的崇高声望,而是继续学习佛典。唐朝时候的长安,完全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游子的云集之所,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有突厥人、鲜卑人,而且还有印欧白人和黑人。

玄奘来到长安时,恰逢一位名叫波罗频迦罗蜜多罗的印度名僧在当地讲经,好学的玄奘便马上前去听讲。唐朝时候的印度佛教虽然已经有点衰落,不是处于完全的高峰,但还是有很多佛教的精微学说由印度的僧人带进中国。

玄奘的这次听讲,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放眼看世界”,从佛教发源地的名僧那里,一下子感受到了印度作为宗教圣地的魅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令眼前敞开了一片新的佛学园地。玄奘还从波罗频迦罗蜜多罗那里得知,在遥远的印度有一所那烂陀寺,那里的主持戒贤法师精通一切佛法经论,这让玄奘对那烂陀寺神往不已。于是他结侣陈表,召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准备结伴向西方印度而行,并立即递上申请表。

在《西游记》中,唐僧是唐太宗的“御弟”,奉旨前去西天取经。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玄奘根本得不到西行的批准。

玄奘最初准备西行求法之时,唐朝刚开基没多久,国基未定,国政新开,虽然唐朝的许多高官实际上都是胡人或非汉族人,但在当时仍然禁止国民越境。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也没有得到“过所”。当时没有官家公文出境就等于是偷渡,因此在得不到过所的情况下玄奘的旅伴都退缩了唯独他不屈不挠,仍然准备西行求法,到遥远的印度去探求佛学的真谛。

这时,玄奘开始有意识地到处去找老师学习梵文。当时从长安去印度,途中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县)有于阗语,焉耆(今新疆焉耆)有焉耆语,楼兰尼雅(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讲的又是另外种语言,完全无法沟通,而梵文则相当于中西亚地区的通行语言。

与此同时,玄奘也非常清楚,西行之路充满艰险,对西行者的体力乃至精神都有严酷的考验,因此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体力上的锻炼,跑步、登高、骑马。其次,他也开始尽量少喝水,因为他知道,西行路都是沙漠,找水非常困难,必须要事先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玄奘都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他下定决心,即使得不到国家批准,没有同行的旅伴,孤身一人也要远行万里到印度去,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离开长安。

终于,在玄奘二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农历八月,长安周围霜降秋害,庄稼欠收。眼看明年首都将有饥荒发生,皇帝便下了一道诏令,让聚集首都的众多百姓四散各地就食,自由行走。玄奘庆幸自己遇上了这场霜降,便混在了成群结队离开长安四处就食的队伍之中,走上了他的西行求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