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从宁波天童寺出发 沿海丝之路传往东瀛

日僧雪舟，有“画圣”之誉，曾入天童寺参禅。

日本曹洞宗在天童寺内树立了“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

天童寺，一座大隐于江南海边、有着1700年历史的寺院，它曾迎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印度佛教，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本土化后的佛教送到日本。《天童寺志》记载，宋、元、明时期，32批日僧到天童寺参禅、求法，11批中国僧人赴日弘法、传教。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并创立临济宗、曹洞宗的日僧荣西、道元，都是从天童寺归国后开山立派的。

如今，天童寺对外交流仍然频繁，各国的禅宗人士相继到访天童，特别是日本曹洞宗，仍尊天童寺为祖庭，常有信徒前来朝拜。

佛教的传播和僧侣的迎来送往，铸就了天童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去年，天童寺与保国寺、永丰库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等一起，作为申报城市之一宁波的遗产点，列入了我国申遗推荐项目的预备名单。

32批日僧到天童寺参禅求法天童寺被尊为日本曹洞宗祖庭

近日，记者来到天童寺采访。天童寺坐北朝南，依山而筑，四周群山环抱，重嶂叠翠。据了解，天童寺现存的建筑为明崇祯时期密云圆悟住持重建，后经多次整修。《天童寺志》中记载，宋、元、明时期，有32批日本僧人到天童寺参禅、求法，其中荣西、道远、雪舟等最为有名。

天童寺的日禅之缘，真正始于荣西。荣西是将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他的老师是禅宗临济宗大师、天童寺住持怀敞。有文献记载，1187年(南宋淳熙年间)，荣西第二次入宋，随怀敞学习禅法，宋孝宗曾赐他“千光法师”的称号。得到怀敞印可后回日本，荣西兴禅布教，开创建仁寺，并创立日本临济宗“千光派”。他习得宋式禅院的建筑技艺、经验，在日本京都、镰仓等地建造了一批明州风格的寺院，这些寺院后来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中心。荣西还将茶种带回日本，撰写《吃茶养生记》，后被尊为日本茶祖。

“在如今天童寺内外万工池中间的位置，曾有一大殿，名为千佛阁。据记载，当年怀敞筹建千佛阁时，已经返回日本的荣西专门派人从日本运送来优质木料，帮助修建，一时被传为佳话。不过很可惜，千佛阁几经兴衰，屡建屡毁。”天童寺净明法师说。

道元是荣西的再传弟子，1223年(南宋嘉定年间)入宋求法，后拜在天童寺方丈如净座下，学习曹洞宗禅法。随侍三年，他得到如净印可和传法信物，回到日本开创永平寺。永平寺的寺院平面布局按宋时明州天童寺格局建造，呈禅宗寺院布局，有“小天童”之称。

如今，日本曹洞宗已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日本佛教大宗门。曹洞宗以道元为开山祖师，由此天童寺也就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1980年，日本曹洞宗朝礼天童寺，并在寺内树立了“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天童寺和日本永平寺至今也是来往不断。

11批中国僧人赴日弘法传教有的还被日本天皇赐予僧人法号

天童寺在中日之间开启了佛禅之缘，历史上有不少天童寺高僧东渡日本传教，最后大多葬在了日本。其中，在日本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两位，道隆和祖元。

道隆是1246年(南宋淳祐年间)东渡日本的，日本执政的北条时赖还为道隆创建了建长禅寺。从建长禅寺开始，日本有了禅寺之称。1256年，道隆亲自为北条时赖剃度，幕府将军皈依禅宗，对日本武士精神的影响非常深远，禅宗成了该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从天皇到百姓，皆信禅法。道隆圆寂后，天皇敕赠“大觉禅师”，为天皇赐予僧人法号之始，道隆也是日本有禅师称号的第一人。

道隆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除了首次将纯粹的宋地禅宗传入日本之外，还将宋代的程朱理学、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传入了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传统文化进程。

道隆之后，日本执政北条时宗再求高僧，天童寺寺首祖元携弟子东渡。祖元会日语，他直接向日本幕府皇室传授禅法，教化镰仓武士，受到日本朝野和僧俗的一致崇敬。祖元不仅是当时圆觉寺的开山住持，且兼管建长禅寺。祖元圆寂后，幕府为表彰他的功德，给予“佛光国师”和“圆满常照国师”的最崇高称号，并命能工巧匠依据他的面容雕一尊等身坐像。

中国文化随僧侣东传有僧人画下明代宁波盛景

天童寺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功绩，不仅仅限于佛教交流，它对中国文化东传也起了很大作用。

日僧雪舟，是日本水墨画(汉画)代表人物，有“画圣”之誉。1467年(明成化年间)雪舟来到宁波，入天童寺参禅。他研修佛法与书画，还与画家詹僖、金湜、徐琏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寻山水、访名士，将三江口的风帆、育王寺的古塔、东渡门的码头、四明山的飞瀑一一收录笔下。翌年，他受邀为京城礼部院中堂作巨幅壁画，得明宪宗朱见深赏识，命为“天童第一座”。

回到日本后，雪舟继续保持着“天童第一座”的禅风，穿着禅衣，离开闹市，隐居在大分、丰后和山口。他在海滨建造的“天开图画楼”，楼名就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天开图画即江山”之句。他的作品，有不少以宁波的山水风物为特色，特别是他晚年的作品，常署名“天童第一座”，表达他对宁波的眷恋和钟情。

如今，雪舟流传下来的画作大多由各国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明代宁波的盛景，在他的画作中都能“对号入座”：《宁波府图》，展现了宁波城市的总貌，东渡门、和义门、盐仓门高耸，当时的标志性建筑天封塔、天宁寺双塔等历历在目；《镇海口图》上，立在招宝山侧的一座四方城池，城内民居、官邸和寺庙鳞次栉比，水面上帆樯林立，一派海疆雄关胜景……

如今，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日本僧人前来天童参拜。去年，天童寺举办了两次大型交流法会，一次是中韩日三国佛教茶道交流会，一次是天童禅宗文化研究交流会。两次法会，都有数十位日本、韩国的禅师到场交流。天童寺玉佛殿内，悬挂着日方赠送的雪舟画像，云水堂里，除了有日方赠送的道元画像外，还陈列着许多与日本、韩国等地寺院、佛教团体交流往来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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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瓷之祖”曾是来天童的日僧侍从

历史上，不仅是来到天童寺的日本高僧，就连日本高僧的侍从，也成了文化的传播者。

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所著的《青瓷与越窑》一书中，根据资料整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作为侍从随道元禅师来到天童寺，在中国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日本的尾张、濑户烧制黑釉瓷(实质是一种陶器，人称“濑户烧”)，后来加藤四郎被誉为日本的“陶瓷之祖”。

加藤四郎学习制陶技术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在加藤四郎来中国学制陶700多年后，一位叫村上博优的日本学者发现，加藤四郎学制陶的地方极可能就在宁波天童寺附近，因为古代交通很不发达，加藤四郎既要照顾在天童寺学习的道元禅师的生活，又要学习制陶，不可能走得很远。村上博优坚信，在天童寺附近的山岙里，一定有宋朝的陶窑遗址，但他多次前来天童寺附近考察，始终没有找到陶窑遗址。

2004年，我市陶瓷爱好者朱勇伟在鄞州区五乡镇明堂岙村的一个山岙里发现了一处绵延1公里的宋代陶窑遗址。当时记者曾随朱勇伟和鄞州区文管会专家一同前往查看，当时的山岙里、竹林深处，满地都是古陶片，几位专家捡到了许多边沿有花瓣的大盆子碎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典型的南宋陶器。”而据附近一位居民介绍，自他记事起，山脚下1公里长的地方全是陶器碎片，“古窑的年代一定很早，在它之上建起的坟墓也是清朝的。”

林士民研究员在鉴定这些陶器碎片时认为，尽管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陶瓷源于中国的浙江和福建，但日本“濑户烧”在窑的形状和产品特征等方面与同时代中国窑有差异，尚不能过早论断日本的“濑户烧”源自宁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