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发展得益于大陆僧人的努力
高振农
台湾佛教与中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台湾佛教与中国大陆佛教,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台湾的佛教是从中国大陆传去的,而且台湾佛教在近现代的复兴,中国大陆去的法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台湾佛教何时从中国大陆传入,由于文献资料不足,已很难知其详。历史记载,从三国时代以降,隋炀帝、唐昭宗、北宋末期、南宋孝宗等,都曾派兵或因战乱而移民至台湾、金门等地,想来佛教信仰也一定会随着这些移民而传播到台湾。但是,当时在台湾尚未发现有佛寺,历史文献也未发现有佛教在台湾流传的记载。
一般认为,台湾最早的佛寺,大约兴建于明末郑成功时代。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号召中国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进行垦殖。当时曾有大批汉族移民至台湾,佛教也就随着移民大量地从福州传入。这些移民到达台湾后,纷纷建立寺庙,塑造佛像,崇奉礼拜,从而使佛教在台湾逐步得到流传。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对佛教尤为虔信,于东安坊建立弥陀寺,并延请僧侣前往住持,由此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
清代,清政府派员到台湾,下令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因而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更加增多。当时广东、福建的人民大都信仰佛教,佛教十分繁兴。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光绪年间止,台湾兴建的佛寺有29座之多,从而使台湾佛教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从中国大陆传到台湾的佛教,在清代曾有过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但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后,日本的佛教即随之而入,原来从中国大陆传入的佛教,因与中国大陆隔离,渐呈衰落现象。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佛教寺院逐步由台湾僧侣自己管理,由中国大陆传去台湾的佛教,才开始有所复苏。
二、佛教在台湾的复兴,台湾当地的僧侣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从中国大陆去的僧侣,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前后,大批中国大陆僧侣进入台湾,使台湾佛教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在中国大陆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迁到了台湾。而原来的台湾佛教会则成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受中国佛教会之督导。在中国佛教会这一组织的引导下,有关佛教文化事业、佛教慈善事业、佛教僧伽教育及社会教育、佛教之弘传、寺院之兴建与扩建、与国际佛教界之交往等等,均陆续有所开展。
从中国大陆进入台湾的僧侣与台湾当地的僧侣,和合一致,共同为台湾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其中对台湾佛教的复兴,贡献特别大的有:
慈航(1895-1954)福建建宁人。俗姓艾,字彦才,号继荣。17岁礼自宗和尚为师出家,翌年于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曾在南洋一带弘法。1948年应请至台湾中坜圆光寺,主持台湾佛学院,招收僧俗青年,培养僧伽人才,开台湾佛教之新纪元。其后又于弥勒内院逐日讲授因明、唯识、《楞严》、《楞伽》、《摄大乘论》等,尽心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在他的影响下,台湾的僧伽教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白圣(1905-1989)湖北应城人。俗姓胡,字必康。法名东富,号洁人。18岁在安徽九华山癨园寺出家,未久即受具足戒。曾在上海静安寺任监院,兼静安寺佛教学院副院长。1948年至台湾弘法,先后任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近30年。又任台北十普寺、临济护国禅寺、马来西亚极乐寺、美国圣能寺住持。又在台湾创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等。30余年中在各大寺院传授千佛大戒逾38处。又多次参加并主办国际佛教会议。他在培育僧伽人才方面,对台湾佛教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智光(1889-1963)江苏泰县人。俗姓孙,字文觉。13岁依宏开寺玉成和尚出家,17岁依宝华山皓月和尚受具足戒。曾入南京金陵刻经处癨洹精舍,与杨仁山、太虚同学。1911年与太虚、仁山发起佛教革新运动,拟改金山江天寺为学校,遭反对而未果。曾创办焦山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甚多。1949年进入台湾,初寓十普寺,讲《遗教三经》。1952年,其弟子创立华严莲社,迎请长期供养,他在莲社历讲大乘诸经。又在莲社发起华严供会,筹募奖学基金,济助社友,接引青年,皈依者达数千人。平日修持严谨,以阅经、礼佛、静坐为常课,每冬必打个“静七”49日,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其弟子南亭,徒曾孙成一等,对台湾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印顺(1906-)浙江海宁人。俗姓张,名鹿芹,出家后号盛正。1930年于普陀山福泉庵随清泉和尚出家,旋赴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早年曾于闽南佛学院学习,继赴汉藏教理院。旋至香港弘法,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进入台湾后,先后出任善导寺、福严精舍住持及福严佛学院、慧日讲堂、华雨精舍等处之佛法导师。他在台湾期间,除了负责将他主编的《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外,主要是从事佛学着述。其著作已出版者共有30多部,其中《妙云集》24册,被称作是开拓台湾佛教学风的重要典籍,在佛教界影响极大。日本大正大学曾因其所着《中国禅宗史》之创见而授予博士学位。印顺法师是当今佛教界佛学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对推动台湾的佛学研究贡献极大。台湾有人推仰他是当代中国佛教思想导师。
煮云(1919-1986)江苏如皋人。俗姓许,法名实泉,号醒世。1937年于如皋西场惠民寺依参明和尚披剃,1941年于南京栖霞山受具足戒。先后入南京栖霞律学院、镇江焦山佛学院、上海楞严专宗学院等佛教学府学习。进入台湾后,历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高雄县灵鹫寺住持、凤山佛教莲社住持等职。1983年于台中县太平乡创建清凉山护国清凉寺,为台湾最具规模之净土宗道场。1985年,又于清凉寺创办净土专宗学院,培植弘扬净土宗专门人才。此外,他还在高雄寿山寺、台东清觉寺、台东佛教莲社等地任导师,又是《人生》、《菩提树》杂志的编辑委员,《今日佛教》杂志社社长。佛学造诣甚高,著作有《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煮云法师讲演集》、《金山活佛》、《皇帝与和尚》、《弘法散记》、《佛门异记》、《东南亚佛教见闻记》、《精进七日记》等多种。
慧凯江苏东台人。1944年于南海普陀山伴山庵出家,旋于浙江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曾入宁波观宗学社学习。1949年从军后辗转进入台湾。1982年重新礼煮云法师为师出家,并于临济寺受具足戒。曾协助煮云大师创建清凉山护国清凉寺。先为觅寺址,遍访台湾中部各地山区达9个月,终于觅得清凉山现址。于1983年开山建寺。在建寺期间,他协助其师,披荆斩棘,任劳任怨,搬土移石,备尝艰辛。前后两年,终于建成,计有大悲殿、开山堂、七层金刚舍利塔及寮房、斋堂等。其后又协助其师创办净土专宗学院。其师煮云示寂后,继承其师遗志,出任护国清凉寺住持及净土专宗学院院长至今。
悟一(1922-)江苏泰州人。法名体周。12岁于净业庵披剃出家。1940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式。1944年于镇江焦山佛学院毕业。曾至香港修学、弘法。先后担任南京摄山栖霞寺、香港鹿野苑监院。进入台湾后,曾任新竹福岩精舍监院、台北善导寺住持等职。又与南亭老和尚等共同创办私立智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培育人才。现任摄山分灯金山分院住持。一生热心佛教事业,经常撰写佛学论文发表于佛教刊物。
莲航(1924-)江苏东台人。俗姓徐。1938年于大悲庵依果根法师出家,1941年于南京栖霞山受具足戒。先后入栖霞山律学院、焦山佛学院学习。1949年进入台湾,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师主任,对发扬佛教文化不遗余力,为台湾《佛教青年》、《南山杂志》的发行人。现任台北南山放生寺、高雄栖霞精舍和普济寺住持。
性海(1927-)浙江宁波人。9岁出家,1943年于南海普陀山法雨寺受具足戒。1950年随师庆规老和尚进入台湾。1961年任台北南海普陀山慧济寺分院住持,先后增建观音殿、大雄宝殿、罗汉堂、华严行愿堂、慧济精舍、住众寮房等,历十余年才完成。以后又重建山门,并于寺内供奉佛身舍利宝塔一座。此外,对弘扬佛教文化也极为重视。
戒德(1909-)江苏江都人。俗姓冯,号天成。1923年于扬州福善庵出家,1927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先后入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杭州僧学院、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学习佛学。曾任闽南佛学院教师、常州天宁寺监院等职。1949年进入台湾,随缘弘法。后代替证莲法师筹建竹林精舍,复于台北建法云寺,接管新店妙法寺。生平对法相唯识学及因明颇有研究,尤精于佛教梵呗。曾以熟练的丛林规范及宝华山传戒礼法而蜚声台湾佛教界。所录制的《常州天宁寺唱诵》唱片6集和《南京宝华山大板焰口卡带》全套,在台湾流通后,受到佛教界的热烈欢迎。着述甚多,均发表于各种佛教刊物。
明乘(1932-)河南汝南人。俗姓陈,名国勋。1950年随军进入台湾。1957年皈依三宝,1960年于台湾十普寺依白圣法师剃度出家,1966年于台北临济寺受具足戒。旋入十普寺三藏佛学院研修佛学,亲近白圣法师。又先后亲近道源、慧三、宗等长老,修习净土。从此禅、净双修、精研佛理,悟解神速。后任十普寺监院,协助白圣法师将寺务管理得井井有条。1973年闭关于新店观音禅寺,关中燃指供佛,刺血写经,勤苦修持,3年有成。出关后于1977年办理中兴佛孺教养院。1979年接办由白圣法师创办的能仁中学,并改名为能仁高级家商职业学校。数年中,他亲任该校董事长,增建了教学大楼5幢,教室69间,学生由200人增至2700余人。1982年又于台北县平溪乡创建观音禅寺。他进入佛门30余年,兴学育才,创建道场,努力精进,从不销懈。台湾各界称仰、赞叹其是救苦救难之大行僧。
宽裕(1925-)江苏盐城人。俗姓胡。9岁时投宝应小台寺出家。1943年受具足戒。先后入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禅堂参学。1946年入天宁寺佛学院学习。1949年进入台湾,曾亲近慈航大师多年。1974年被公举为汐止弥勒内院住持。时弥勒内院殿宇失修,屋漏墙裂,一片衰落景象。他就任后,发愿重建。先是罄其私蓄钵资,孤心苦诣,精擘筹划;后得静修禅院玄光老人的全力护持及海内外师友同行的慷慨相助。于是拆除原有破旧殿堂,改用钢筋水泥新建宫殿式3层楼宇一座,矗立山顶,雄伟壮观。后又增建斋堂、禅房、讲堂、大众寮房等。现在的弥勒内院,焕然一新,均为宽裕法师28年努力经营所成。
星云(1927-)江苏东都人。12岁于南京栖霞山披剃,法名悟彻,号今觉,笔名摩迦。1941年在栖霞山受具足戒。先后入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就读。曾任南京华藏寺住持。1949年进入台湾,初驻锡于中坜圆光寺。1955年创建高雄佛教堂,1958年在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1967年在高雄县大树乡开创佛光山寺。其后陆续在彰化创建福山寺,在善化创建慧慈寺,接办台南福国寺、嘉义圆福寺、基隆极乐寺、宜兰圆明寺,在澎湖创建信愿寺,在高雄创建寿山寺、普贤寺,在台北开创普门寺、石门北海道场,在美国开创西来寺、白塔寺,在香港创佛香精舍,在马来西亚接办鹤鸣寺等。先后在台湾主编过《人生月刊》、《今日佛教》,创办《觉世》旬刊、《觉世》月刊、《普门》月刊及佛光出版社、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等,弘扬佛教文化。1973年在台湾首创佛教大学(丛林大学),后改为中国佛教研究院。先后在台湾创设6所佛学院,培育了许多佛学人才。又曾与人共同发起创办智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普门中学等。同时办有许多佛教慈善机构。
正是由于大批中国大陆僧人于1949年前后进入台湾,因而大大地促进了台湾佛教的发展。这些从中国大陆进入台湾的僧人,他们同台湾的僧人和佛教徒,不分彼此,和合一致,携手并肩,繁荣台湾的佛教事业,兴建和扩建寺庙,开办佛学院校,出版佛教著作(包括出版各种大藏经),发行佛教杂志,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无一不取得巨大成就。
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共有佛寺、精舍、莲社等约200余座(处),其中在1949年前后由中国大陆僧人进入台湾兴建或扩建的,约有150座(处)左右。这些台湾新兴的佛教道场,如佛光山寺、慈明寺、万佛寺、松山寺、善导寺、华严莲社等,有的分院遍布台湾各地及海外,有的弘法事业成绩斐然。许多寺院都设有佛教图书馆、佛学院校、出版机构和各种慈善事业等。大部分寺院建筑宏伟,佛像庄严,内部设施完善。如台北的善导寺,于1981年开始兴建9层高的慈恩大楼,经5年多的努力于1986年落成。楼中所设之太虚图书馆,藏书之多,在台湾佛寺中首屈一指。台北市的许多大专学校的学生,也常来此阅览。慈恩大楼之5、6、7楼三层,辟为佛教历史艺术馆,收集各种历史性佛教文物之珍贵和数量之多,陈设之高雅、美观,在台湾罕见其匹。
佛光山寺于1967年开山创建。其建筑物不仅众多而且十分庄严。其中,殿堂建筑有:大雄宝殿(包括东禅楼、西净楼等两边厢房及四周长廊),供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三尊佛像,四周墙壁有14800尊大中小型佛像。大悲殿,供奉白衣观音大士,四周墙壁有万尊观音圣像。大智殿,楼上佛堂供奉文殊菩萨,楼下设宗仰上人纪念馆。大愿殿,供奉地藏菩萨。大行殿,供奉普贤菩萨。朝山会馆,一楼为斋堂、会议室,2楼为客房,可供500人住宿。传灯楼,3层楼房,为男众职事寮房。
教育建筑有:中国佛教研究院及东方佛教学院,分为女众学部与男众学部。普门高级中学,学生及教职员约千人,全部住校。信徒讲习会,为5层楼房,除讲堂、斋堂外,可供1500人住宿。
文化建筑有:佛教文物陈列馆,陈列历代佛像、法器、法物和字画。净土洞窟,利用山谷地形,用雕塑、美术、灯光、音响等表达《阿弥陀经》之内容。大佛城,塑有金身接引佛像一尊,高264公尺。四周有480尊小接引佛。
慈善机构建筑有:佛光精舍,有3幢建筑物。大慈育幼院、万寿堂,专供灵骨牌位。佛光诊所,位于山门入口处
四、台湾佛教界近年来非常重视僧伽教育,注意提高僧伽的佛教文化素质。现在,比丘、比丘尼中拥有大学毕业学历者已为数不少,拥有外国硕士、博士学位者,也已不算新闻,台湾一些着名的佛教团体和佛教寺院,举办各种各样的佛学院校,培养僧伽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台湾自1949年前后大批中国大陆僧人进入台湾以来,先后成立佛学院校不下40余所。其中比较着名的有:
台湾北部有中国内学院、华严专宗学院、能仁佛学院、莲华学佛园、菩提佛学院、法藏佛学院、海明佛学院、福岩佛学院、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中华普贤佛学院、妙清佛学院、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教三藏学院、华梵佛学研究所、中英文佛学研究班等。
台湾中部有中华佛教学院、佛光山福山佛学院、世界大乘佛学研究院、人乘学佛院、净土专宗佛学院等。
台湾南部有香光尼众佛学院、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东方佛教学院、开元禅学院、千佛山佛陀学术研究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净觉研究院、净觉佛学院等。台湾西部有嘉义的宝华佛学院等。
此外,有的佛教寺院还经常开办一些短期的佛教学习班,传授佛教基本知识。其中主要有:周末佛学讲座、定期佛学讲座、佛教讲习会、佛教实习班、佛教书院、佛学书院、佛学班、青年佛学研修会、禅座气功研习班、大专佛学讲习班等。还有一些讲堂,如台北的慧日讲堂、慈明讲堂、灵山讲堂、菩提讲堂,南投县的慧音讲堂等,也是培养佛学人才的,具有与佛学院校同样的功能。
五、台湾佛教界自1949年前后大批中国大陆僧人进入台湾以来,出版了大量的佛教著作。这不仅在台湾的佛教发展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其专门出版佛教著作的重要出版机构就有:
新文丰出版公司地址在台北市,主持人为高本钊。曾先后出版《大正藏》、《续藏》、《宋藏遗珍》、《大藏遗珍》等,同时还出版佛书数百种。
佛教书局地址在台北市,主持人为广定法师。曾先后出版《佛教大藏经》(《频伽藏》之再增补)以及其他佛书数百种。
佛光出版社地址在高雄县佛光山,主持人为星云法师。其前身为佛教文化服务处。先后曾出版《释迦牟尼佛传》、《佛光大藏经》、《佛教史年表》、《佛光大辞典》、《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等,同时还出版其他佛书数百种。
大乘文化出版社地址在台北市,创办人为张曼涛。主要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册,同时也出版其他佛书多种。
天华出版公司地址在台北市,主持人为李云鹏。先后出版《大藏会阅》、《寒山子研究》等佛书数十种。
弥勒出版社地址在台北县,主持人为蓝吉富。曾出版《现代佛学大系》等佛书数十种。
台湾印经处为台湾佛教界共同组成之团体,专印佛书。曾发行《净土丛书》等佛书数百种。
达摩出版社地址在台北市,发行人为张尚德。曾出版《禅》等佛书数十种。
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地址在台北市。曾出版印行《太虚大师全书》64册等。同时印行其他佛书多种。
此外,尚有华藏法施会、大乘精舍印经会等赠送佛书之团体,《菩提树》、《慧炬》、《原泉》等佛教杂志也附设出版单位,文殊中心、宏法寺等附设之出版单位,也经常出版、印行一些佛书。
以上机构出版的佛书,有一些不仅质量较高,而且实用性强,为研究佛教文化之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如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张曼涛主编之《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共为10辑,计100册。该书选辑了自1911年至1978年为止的佛教学术论文共1776篇,作者823人。全书10辑的主题大致是:一、禅宗,二、佛教史,三、唯识,四、华严,五、三论,六、天台,七、净土,八、密宗,九、律宗,十、印度佛教。其他则为一般通论,如佛教的哲学、佛教的根本问题、佛教的研究方法及典籍目录资料、佛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佛教与其他地域或发展关系等等几个重要主题。该书汇集了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和高僧大德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了解佛教在历史上、地理上、思想上及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洞悉中国近现代佛教学者对佛教教义所作的阐述与发挥。也可使我们了解中国佛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一般的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所起的影响。
又如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共收独立条目22608项,为现在佛教辞书中所收条目最多最全者。特别是有关佛教人物的条目收得最多。例如,该辞典不仅收录了近代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佛教人物,而且还收录了不少当代尚健在的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佛教人物,这是其他佛教辞书所缺少的。目前,该辞典不仅在中国台湾,而且在中国大陆也已是佛教学者常用的工具书之一。佛光出版社最近编纂的一部推展“人间佛教”的大型丛书,题名《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其宗旨是将传统的《大藏经》菁华化、白话化、现代化,力求佛经宝藏再现于世。该丛书首套100册,将于最近出版发行。
此外,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大正藏》、《续藏》、《宋藏遗珍》、《大藏遗珍》,佛教书局出版的《频伽藏》之再增补《佛教大藏经》,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佛光大藏经》等,不仅对保存中国佛教古籍,而且对进一步发展佛教文化,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据1989年台湾省有关方面的统计。登记发行佛教杂志有近百余种。其中除《海潮音》杂志从中国大陆迁台,一直续办至今外,1949年前后起陆续发行的主要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白圣)、《人生》月刊(东初、圣严)、《佛教人间》(慈航)、《觉生》月刊(朱斐)、《无尽灯》月刊(竺摩)、《菩提树》月刊(朱斐)、《中国佛教》月刊(白圣)、《今日佛教》(成一、星云、煮云、演培等)、《觉世旬刊》(慈惠、星云)、《慈明》月刊(圣印)、《慧炬》月刊(周宣德、周邦道)、《狮子吼》月刊(道安、灵根)、《新觉生》(林锦东)、《慈航》月刊(自立)、《佛教文化》月刊(东初)、《华冈佛学学报》(圣严)、《佛光学报》(星云)、《普门》月刊(星云、慈容)、《净觉》(净心)、《明伦》月刊(董正之)、《慈济道侣》(印顺)、《慈云》(乐崇辉)、《人乘佛刊》(圣开)、《天华》月刊(李云鹏)、《千佛山》(黄修)等。这些佛教刊物的出版发行,对台湾佛教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台湾的一些寺院,大都设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和团体,如托儿所、孤儿院、养老院、幼稚园、育幼院、伤残疗养院、贫民医院、诊疗所、义诊所等。此外,有的寺院、莲社还设立奖学金,救济贫家子弟。如华严莲社,为鼓励莲社社友子弟升学,特地发起华严供会,集资作为奖学基金,对于社友清贫或突遭变故者,亦常给予救济。
总之,台湾佛教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兴旺发达,是中国大陆佛教僧人和台湾僧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大陆去的僧人对推动台湾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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