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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山河袈裟》

最近两年，有两本散文集常在书友间谈及。

一本是贾平凹的《自在独行》，是他的旧作编选，但取了一个很佛系、很触动人的书名，意思是，不管人间值不值得，且让我孤独自在地走完这一生。其实很多文章也无关书名，但贾平凹的散文毕竟一直有口碑。

另一本是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读过的人对其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寻常人物、寻常思绪、寻常人间，但在李修文的笔下却显示了大悲大悟、莽荡廓然的不寻常气象。他在自序里说，自己十年来奔忙其间的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和长途火车，是为“山河”；写作，是他的“袈裟”。而他一直膜拜的两座神祇，是“人民与美”。

看到“人民”的时候，我愣了一下。这是一个曾经多么熟悉，如今又多么“陌生”的词，文学似乎很久都没有拿这个词作为价值尺度了，也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一个非主旋律作家在写日常题材的时候，主动靠近这个词了，更别说充满感情地“膜拜”了。

不难忆起，在启蒙时代，这个词被书写为一股潜藏的力量等待被唤醒，有时候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候又是“新”的对立面；革命年代，这个词被书写为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历史的推动力，是孕育英雄的土壤，是预期未来的保障；在左翼文学和问题文学中，这个词更是反复出现，反复被书写。曾几何时，在服务于这个群体的感召下，产生了无数敬畏、讴歌的浪漫文字。后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到了如今的市场经济年代、网络时代，这个词的含义变得异常复杂，内涵更多地变成了“底层小人物”，社会心理学家隐喻的“乌合之众”，有时候也被借用为一种“名义”。

而读完了李修文的书才会发现，他所理解的“人民”，跟上面说的含义都有所游离。李修文笔下的人物，或许可以称为“众生”，但却没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佛”能将他们普度；或许也可以称为“小人物”，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与他们相对应的“大人物”和“英雄”。此时，你会发现，的确没有一个词比“人民”更合适描述《山河袈裟》里的这些人：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

他们被阶层捆绑，与时代对应，是社会结构的主体，是社会系统运转的中坚力量。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表现的样子更是自己生活的奴隶，是自己命运车轮下的血肉，是卑微困苦的“小写的人”，但他们同时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中的“花”和“叶”，即便一夜之间枯败，来去无声，但他们担了这人世间的一份苦难，就堪当一份敬重和尊崇，文学就应该给他们庄重感和尊严感，给他们深情。

在道统为“人”，在法理为“民”，在天地间，为“人民”，在人世间，为“人心”。李修文站在他们中间，用手里的笔、眼里的泪、心里的血为他们做传，留下他们生老病死时候的背影，留下他们爱恨歌哭的声音。是体会了生而为人的大悲苦和大荣辱，他的写作也因而成为大悲悯和大美善，成为“普度”——度人度己。

《山河袈裟》，是李修文个人的修行，也是对“我们”的开悟。万卷书，万里路，终究都须得化成笔下诗、心中意，才能面对命运的百转千回。

“人心中有山河莽荡” 生死处有袈裟霓裳

遍读书中所收33篇散文，才会体会“山河袈裟”这个名字有多好！山河，分明是这世间一切的景与物、人与事。它是美得让人害羞的雪和玫瑰，是安静得让人害羞的袈裟和海市蜃楼，是鄙陋得让人害羞的妄念和不堪，更是无助到让人害羞的荣辱和生死。李修文以《羞于说话之时》开篇，以羞与耻为两级，写天上降下的灾难，地上横生的屈辱，更写半空中微弱的光亮；写沉默的力量，见证的力量，更写生生不息活下去的力量。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道”的降临；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亦是“道”的降临。道与美，让人羞于言语；而一切羞于言语之时，都是人性闪耀之际。

他写了很多这样的时刻。《鞑靼荒漠》里独守孤岛与孔雀为伴的莲生突然高歌；《每次醒来，你都不在》的油漆工老路，突然酒后嚎啕，说“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不是写给女人的情话，而是写给死去的儿子的思念；《郎对花，姐对花》里唱着黄梅小调陪酒的姑娘，一边刚烈一边妥协，都是因为不远的巷子里，电线杆上锁着年幼的女儿——她一会儿是母亲一会儿是陪酒女；《紫灯记》里在日本被扎瞎了眼睛的云南人，在路灯下等着萍水相逢的“我”来，把酒叙乡愁；《长安陌上无穷树》中两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绝症病人变身为老师和学生，认真背着唐诗……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失败中、穷愁中、苦厄中，同时，也在不甘中、乐天中、坚韧中。

最为难得的，李修文总是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比他们多的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比他们多的话语权为了更好地记录他们，而比他们多的感悟和痛楚为了向读者端出一番肝胆。他没有知识的傲慢，没有智力的优越，没有阶层的俯视，但他也不是所谓的“民粹”，因为他没有改造社会世道的野心和建构乌托邦的理想。他只想作为血肉之躯跟他们站在一起，共担世间苦难。所以，他写了很多眼泪，很多无奈，也写了很多“弱德之美”，很多闪亮时刻。这些照亮世间、照亮我们的时刻，没有神降临，所有的光芒都来自人的自我拯救。

叔本华说：“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了。”如此说来，《山河袈裟》里别样的阔大和雄浑，别样的痛和美，别样的敬畏，带给人的“发现”和“悟”，就绝不是用简单的慰藉来试图调整人的心态，而是想用认识的智慧调整我们看世界和看人生的总体眼光。两相对照也会发现，那些用所谓学识炮制“心灵鸡汤”来进行的所谓“启蒙”，其实是对写作伦理底线的冒犯，是对“读书人”称谓的羞辱。

《山河袈裟》里说：“人活一世，谁不是终日都在不甘心？谁不是终日怀揣着一点可怜的指望上下翻腾，最后再看着这点指望化为琐屑和齑粉？”他说：“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的尊严。”

这或许来自作者对一切佛教教义的亲近，对苏曼殊、苏轼、李商隐的亲近，对古典诗词、传统戏曲的亲近，也或许来自一个行走者的自我之悟，来自一个写作者的性灵与智慧，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读书人的无奈和无力，一个在写作和生活中徘徊的人内心认定的“苦与美”。

他曾在采访中说，作为一个楚人，他时常能感受到屈原和项羽就在身边。难怪他的文字间会有如此独特的、以悲悯和虚无为底色的审美格调；难怪他会捕捉失败者的慷慨、屈辱者的尊严；难怪他对人之常情的体悟，对日常审美的把握，交融着又古老又现代的道义和情感。他描写的天地和自我，苍凉又热血，偶尔还有豪侠之气闪现。也难怪他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文字，让人几乎是一见之下就欲罢不能——“如万马军中举头望月，如青冰上开牡丹”。（李敬泽语）

“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读《山河袈裟》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美国作家、记者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还有写了更多国家、更多人的采访手记《奇石》。何伟曾在1996年到1998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四川涪陵的学校任教，接触了很多年轻人，也曾顺江而下，遍访长江沿岸，以此为基础写成了《江城》，讲述上世纪末他在四川的所见所感。后来的《寻路中国》，素材是他从2001年开始的七年自驾之旅，既写到了东海沿线的北方，也写到了东南部的工业小镇，写了沿途见过的人与事，重点则是写因汽车工业而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国乡村由农而商的过程。

读何伟的书，让人好奇的是来自异域文化的眼光如何打量中国，如何打量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变化，打量中国人；也会好奇在一个记者冷静的、调查性的文字中，他怎么在意识形态和人的价值中取舍，对中国的人与事会产生什么样的认知效果。他也写了很多中国普通人，写他们卑微的梦想，写他们膨胀的欲望，写他们面对外国人时的狡黠，写他们的失败和颓丧。所有这些，我们明明很熟悉，但又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读者会跟着何伟的笔获得一种抽离的眼光——尽管我们其实都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而因为陌生化的效果，因为来自文化差异和视角差异的巨大信息量，甚至因为文化隔膜而产生的误解和曲解，何伟的书带给人更多的知识性和见识性的收获。某一方面的眼界被打开之后，或许我们可以为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和中国，找到一副眼镜，借此对某些现象、某些人、时代的某些侧面产生新的看法，对自己的处境和问题产生更多元、更深刻的洞察。但其实，涉及到很多细节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在心里和何伟争辩——一切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也不像他观察得来的那么表面；中国的普通人更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解读中国发展的标本，是看待中国模式的抽样。

或许，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上，一切外来的眼光和方法都只是参照，更重要的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认知——“人”不只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因为只有自己的认知才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生活的、情感的等等这些血肉相连的感受，才更有说服力。

如此说来，幸亏有《山河袈裟》，有更多描写记录现实和书写现实的中国文学，让我们得以在文化中、在人心中，发现人被时代碾压的真正痛楚，发现在中国活着的丰富性，找到自己认识自己的自信，找到彼此之间的深情。这种自信，是他在坟地里为没有名字的跛子兄弟写下的旷野祭文，只有狗能听到的祭文。这种自信，也是他在《穷亲戚》里，理解把鄂尔多斯想象成“诗和远方”的表妹，收留在假装瘫痪中寻找存在感的远亲表舅。这种自信，还是他在《看苹果的下午》中，体贴那个又有手艺又有坏名声的牛贩子，体贴他一路骗着少年讲《封神演义》，心里却在想着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孤独……

与寻路中国“不见”人不同，李修文的每一眼观察和打量，都交付心灵，都眼含热泪，都换位思考。而且，与很多人在文字中挖掘宏大意义时就忘了反省自我渺小不同，也与很多人拥抱自己、沉迷于自己的发现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无视他人和人间不同，李修文时刻不忘用人间的光芒“照见”自我。或许这是他写作的最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最大价值所在。

这种“照见”，有点类似佛教中说的“照见五蕴皆空”的“照见”，是觉悟的智慧，是悲悯的智慧，是度与被度的智慧。这种“照见”有时候也像《圣经》中的神启之悟，类似台湾地区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说的，“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这种“照见”还像广博的阅读给人突然的启示和灵感，更像从别人身上猛然发现决定自己命运的密码。正因为时时处处有这种“照见”，使得《山河袈裟》带着一种神性的光芒，或者说是信仰的魔力。对文学而言，这魔力也并不易得。所谓“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并不只是帝王的理想，也是很多写作者的理想。

或许，我们此生的前途、痛苦、失误、爱恨、生死，以及来生的希望，我们的渺小和我们全部知识领域的狭隘，我们和自然世界、超自然世界之间令人生畏的关系，我们跟时代、环境、生活不眠不休的纠缠等等，全在我们知识领域的外缘而不是以内。我们总是找不到发现的笔直路径。而文学的使命不是用出人意料的思想来迷惑我们，而是使生存的某一瞬间成为永恒，并且使之变成难以承受的思念之痛——这是米兰·昆德拉对文学“不朽”的信念。

失败之诗

然而，不朽和虚无，又几乎是折磨所有写作者的命题。才华横溢如济慈者，也是一边宣布“诗有无止境的威严，是支着自身公理的右臂，是半醒半睡的强权”，一边用墓志铭宣告，“名字写在水上”。

这不是写作者的自省那么简单，这几乎是文学的宿命。全世界的文学史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如果某一刻文学站在世界的中心，成为世俗的成功者，那日后一定会承受加倍的冷落；而如果它自认为是弱者的声音，是失败者的声音，拿出自甘边缘的勇气，时间也一定会给予他无上的尊严。只是，写作者经常会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取舍：真正的美和价值需要时间证明，那怎么去确认自己不被大浪淘沙呢？

显然，李修文一直有这样的焦虑，也一直在用不断地写作抵抗这种焦虑。我想，他之所以将写作视为自己的“袈裟”，或许也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既想对写作交付全部的生命，又想借袈裟之“百衲福田”养孤独写作的浩然之气，或许也有以法衣隔绝世俗诱惑的个人意志。

很多写作者，毕生都在默默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他们面临的纠结，承受的挫败感，或许永远高于常人。与物质的生命相比，他们更不能忍受心灵的怠惰和情感的迟钝。但后者又远远不能让前者自足，尤其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的写作成就的不确定性，更加重了此生或许一事无成的焦虑感。鲁迅谈女性自我解放的时候，曾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对写作者而言，也是如此。

所以在《山河袈裟》里，李修文甚至直接以《失败之诗》为名，写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失败之气，写这些写作者的失败者之歌。黄仲则、金斯伯格、郁达夫、辛波斯卡、博尔赫斯、辛弃疾、元稹、张籍、卢照邻、里尔克、布罗茨基……李修文几乎是用负气般的口吻，用气吞万里的架势，写这些他仰望的名字如何在诗中面对失败，倾吐失败，验证失败，最后，又分明超越了失败，战胜了失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首“失败之诗”，不如说是他面对写作的“献祭之诗”，是他对文学与美的“赤诚之歌”。

当一个作家超越文字的肉身抵达美，失败就变成了不朽。

不朽，或者绝望，也一定是李修文经常思考的话题。所以他才会如此迷恋死亡，如此沉迷于猜想终极结局。他的长篇小说《捆绑上天堂》《滴泪痣》，也都是在写生死绝境，写失败者的明天。他擅长营造“丧”到极致的氛围，也擅长突然在绝望的黑暗中点燃火把。读他的书，总是会被一种情绪淹没，想要逃离，又欲罢不能。就像面对无常之常，让人想要“火烧海棠树”，也想“枪挑紫金冠”。

《山河袈裟》的最后一篇叫《义结金兰记》，主人公是一只猴子。他是猴子世界里的宋公明，被人——一个傻子舍身相救，用爱“招安”之后，成了人间的“关二爷”，英雄一世、然诺千金。临死之前，他还要坐火车去傻子出车祸的地方。面对来送行的众人，猴子坐在座位上，“一似老僧禅定，一似山河入梦，一似世间所有的美德上都栽满了桃花”。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结局，似传奇，似梦幻，又似芸芸众生千辛万苦寻找的答案。

读李修文的书，我常想，如果读书真如老博尔赫斯所说：“每一本书，都在被每一个读者持续不断地更新着。”那参与更新《山河袈裟》的读者，会在文字本身的光芒和魔力的感召下，看到自我的更新。如果人类真如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敬畏感、虔敬感和宗教权威感的削弱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死亡，并导致第二次野蛮。那《山河袈裟》这样的文字，至少可以帮助挽回一些野蛮后的尊严。它穿过生活的凄风苦雨和荣辱沉浮，传布活着和美的神谕。它也穿过那些因知识增加而增加的忧伤，传布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庄严与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