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寺院经济

安史之乱后，寺院农禅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方式渐渐向世俗地主化转变，多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以直接收取地租。

文/赵扬

1987年4月3日，考古人员无意间在陕西法门寺佛塔修复现场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从此进入地下，正是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地宫。宫内前室有两块石碑（记事碑和物账碑），记事碑即《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其中记载了法门寺的历史及唐皇室先后六次迎奉佛骨舍利的盛况，最近的一次，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最为盛大。自此次迎请佛骨之后，地宫关闭，地面上的佛塔虽多有修缮，而地宫都与世隔绝一千一百一十三年之久，如今重见天日，使今人能够感受到大唐佛事的盛貌。

地宫中除了藏有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还有两千余件堪称大唐国宝的供奉品，物账碑上详细记载了具体名称，如唐皇室供奉的一百二十件（组）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上千件唐代丝（金）织物（多为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的绣裙、服饰物），与实物一一对照，最后写道：“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面、钱、字等。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可见供奉器物之精。

法门寺因藏有佛骨成为皇家供奉寺院，则寺僧生活保障应该是不错的；是时天下佛寺何止万千，普通僧尼的生活处于何种境地呢？

一

首先要谈一谈佛教在唐代的发展状况。

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三国志》裴松注曾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以此为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急剧发展，及至隋朝一统天下，隋文帝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等佛教宗派在隋代创立，佛教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官家是否提倡支持，是佛学昌盛的根本力量。经过隋末离乱，唐王朝建立，唐高祖为巩固社会秩序，对宗教采取了共存的态度，他说道：“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他所以将道教排在首位，缘于李唐为了抬高出身门第，攀附道教教主李耳作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儒家学说，此时早已成为汉之后诸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治世理政的入世学问，当然要置于客卿身份的佛教之上。

但是就宗教而言，佛教的偶像崇拜契合了中国人自古形成的神道观念，其“轮回”、“报应”学说简单易行地深入普通人心，而“心即是佛”的修持方法与儒家教义的“独善其身”暗合（佛学禅宗自唐创立而兴），这也正是佛教在中国光大发展的原因。

佛教虽在唐代处于第三的位置，但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对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原则，其后武则天、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等人崇佛，其间虽有唐武宗灭佛等行为，纵观有唐一代，皇室不限制佛教为主流，译经事业（以玄奘和义净为代表人物）、寺院建设、宗派创立（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藏传佛教）得到了大发展，加之佛教具有的大众性，则佛教实属唐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

二

按照佛教教义，僧尼应以乞食为主；寺院建立之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为了减轻僧尼的负担，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尼就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当然，僧尼不是自己想干就干的，需要国家的计划，僧尼需拥有合法的国家执照——度牒。

唐初实行均田制，《唐六典 户部》记载：“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则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以此为基础，逐渐兴盛开来，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的西明寺、慈恩寺，上述的法门寺等，除了按僧尼人头给予口分田外，朝廷另外敕赐田庄，并给予其他供养。以西明寺为例，寺内拥有按僧尼人头的口分田，唐高宗时又赐给百顷田园，还配有“净人百房，车五十辆”，再加上信众日常的布施，西明寺的僧众是很富足的。怀信是唐代一个并不著名的僧人，他在《释门自镜录》中写道：“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馐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从中可以窥见僧人的优裕生活，则每个大寺院就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庄园，且有官家意识形态的光环。

这些有政治庇护、财经资助的大寺院，往往越州跨县从事兼并，明为设置分院，实则籍以建造庄园。如唐睿宗为李隆基的生母昭成皇后追福，将洛阳景云寺更名为昭成寺，此寺在河阴（今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与武陟县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以此为基点，该寺在此后数十年间，以施地和买地的方式兼并周围土地一万七千余亩；再如浙江天童寺有田一亿零三万亩，其范围跨三都五县，并有庄三十六所，俨然是一个家产丰厚的大庄园主。

国字号大寺院的经济固然优裕，但容纳的僧众毕竟有限，于是由居民出资（如诗人王维将私家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园一应俱全，另有许多寺院由王公大人助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以田庐而建）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大量出现，就有了寺院经济的另一种类型，即农禅经济。

安史之乱后，寺院农禅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简陋寺院大量出现且多建在山野偏僻地区，聚集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他们以劳作为务，以疗治饥寒为教义，竞建禅院，自谋生计，成为富有特色的农禅经济。比较著名的有普愿的池州南泉庄，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这些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方式渐渐向世俗地主化转变，多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以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

三

唐朝的佛教寺院经济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初唐之时，由于大乱之后人逃地荒，亟须发展经济，国家给予僧尼一定数量的口分田，使他们致力于垦荒耕种劳作，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大寺院形成大庄园经济之后，如此的规模经济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再如安史之乱及晚唐之时，那些连阡带陌的大庄园经济被破坏殆尽，许多各色逃亡的流民散居山野偏僻地方，然后以自建的简陋寺院为区域中心，亦禅亦农，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恢复经济，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

唐朝大庄园式的寺院经济，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唐朝创立的基础条件。前面说过，中国佛教诸宗的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皆兴于唐朝，与寺院经济的强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和更新。以法相宗为例，玄奘法师得唐太宗和唐高宗的重视，以国立寺院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为道场从事译经事业，在玄奘麾下，集中了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圆测、窥基等，他们一边译经，一边钻研佛家教义，正是由于慈恩寺和西明寺强大的寺院经济实力，支持他们从事译经事业，并开创了佛教法相宗（又称慈恩寺和唯识宗），成为东传朝鲜和日本的佛学主宗。

据统计，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另有著作十三卷，至于圆测和窥基等人，其著作颇丰，可以想见，他们需要许多的人力助手以及相应的著述费用，是国家的力量支持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官办的大寺院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学术中心地位。

四

唐代给予僧尼诸多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衣食无忧，官办的大寺院甚至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大庄园经济，使佛教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避役逃赋的初级目标，促使佛教进一步普及化，佛教的某些教义成为大众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的世界中心从印度转向中国，正是从唐代开始发生的。

但是，从宗教的教派之争，到僧尼避役逃赋的特殊地位，以及寺院经济的无度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侵蚀，有唐一代，抑制佛教的声音不绝于耳。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晋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的指责不是无端的，初唐之时田亩荒废人力凋敝，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僧尼具有避赋役的特权，人们趋之若鹜，使官家发放的度牒奇货可居。到了贞观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建议，下诏“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受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归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诏令中虽同时抑佛道二教，但是时佛寺甚多，对佛教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该诏令下达后遇到玄武门宫变，新皇帝唐太宗基于稳定考虑，令停止执行此诏令。

此后历朝皆有大臣反对崇佛，如唐德宗时（公元780年），都官员外郎彭偃建议对五十岁以下的僧尼“就役输课”，但大多数皇帝信佛，未有实际举措。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家财力得到削弱，佛教寺院经济地位彰显，使僧侣阶层和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加深，并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决定废佛。

唐武宗在废佛诏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会昌年间，天下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余人，寺院大庄园经济遭到灭顶之灾。

佛教徒称这次劫难为“会昌法难”，像法门寺里的佛骨舍利也被唐武宗勒令毁掉，法门寺僧侣们用所谓的“影骨”顶替，方保真正的佛骨舍利留存，可见唐武宗灭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凭心而论，佛教寺院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僧尼竟达二十六万之众，由此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则寺院经济应该理性回归，恪守传教授业的本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