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法师，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

道安法师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之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大师。佛图澄大师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大师。

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道安法师在佛图澄大师死后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大师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石虎即皇帝位（335年），内部变乱，道安法师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临汾地区去住。临汾地区地方很偏僻，可以暂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大师、竺僧辅大师和竺道护大师等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载誉归来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大师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临汾地区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法师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法师等相叙。僧光法师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法师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法师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法师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说：“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说明僧光法师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法师就不以为然，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大师所说的“远识”，也可从而想见道安法师的气概和风度。

《高僧传》说，石虎死后（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使请道安法师返邺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道安法师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法师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这时，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法师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法师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后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战也已经结束，慕容隽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高僧传》说“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道安法师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法师，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法师率领弟子昙一法师、昙二法师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法师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法师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

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这是关于考校译本、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同书卷二云：

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风，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法轮届心，莫或条叙；爱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这是创制《众经目录》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先启后，循著正轨发展。否则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即使后来有了像鸠摩罗什大师那样的大译师，像僧肇大师那样的大学者，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

道安法师在襄阳，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道安法师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法师，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法师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法师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法师，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法师，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道安法师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大师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大师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大师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大师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法师、道整法师、法和法师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道安法师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法师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二月，道安法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法师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法师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法师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师《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法师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

……《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法师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法师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法师《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法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关于道安法师的学说，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大师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法师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法师的亲教师佛图澄大师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载誉归来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大师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大师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法师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

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末，道安法师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法师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著他。